而陆勇案最终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作无罪不起诉处理，其律师辩护固然是重要因素（准确找到无罪辩点），但根本原因还是陆勇的代购行为未收任何代购费，这使得他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销售”而只是单纯代为“购买”，检察机关指控的“销售假药罪”自然不能成立。
翟一平案致命之处，在于他收了5%左右的代购费，使得他的行为认定为“销售”没有问题；而依现行《药品管理法》规定，未经批准进口药物，即可视为假药。因此，上海警方以涉嫌销售假药罪立案追究翟一平，在法律层面上并无问题。
翟案的辩护律师将问题核心置于立法层面，认为将国外代购的真药定性为“假药”并入刑值得商榷。
1997年《刑法》依照《药品管理法》的假药定义，不包括未经批准进口的真药；2001年《药品管理法》修订，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开始被认定为假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犯罪构成要件，这意味着销售未经批准的进口真药也将被追究刑责。
从发达国家（例如德国）进口按更高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疗效优异的真药，只因违反行政管理规范未经批准进口，即直接认定为“假药”，这种管理方式着实过于简单。导致的后果是，销售了未经批准进口的“真药”会触犯销售假药罪，要比生产销售过期疫苗只定为生产销售劣药罪重得多，明显不符合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