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尽力封锁消息，以顾全所谓“国家名誉”和“盟邦友谊”。人民的呼声，舆论的压力，迫使国民党当局不能保持沉默了。但他们惟恐事态扩大，“影响中美邦交”，一面派人向新闻界疏通，要记者们“顾全大局”；一面传讯章月明、杨玉麟、刘宝山、曹秀英、章继英等5人，要他们承担罪责。除美国人利富和菲籍侨民赛拉芬早在此事公开揭露时逃往香港外，其他参与此事的美军军官和美英籍侨民们一直逍遥法外。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汉口市地方法院将章月明等5人各处有期徒刑，罪名是“妨害风化、意图营利”，让他们做了洋人的替罪羊。
我特别说明是，受害的很多是国民党军官的家属。据《大连日报》1948年10月30日报道，其中还包括当时武汉市参议会的议长市议长张弥川的二太太和某行政首长的如夫人，以及住在巴公房子的高太太、宋太太、张太太等。
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就结束了，因为国民党政府后来竟然将被强奸的妇女中的几个闹的凶的抓来判刑，理由是引诱勾引盟军从事淫乱活动。
二战日本老兵口述攻占香港期间的“轮奸游戏”
口述：原38师团230联队12队34小队宫本见二记录：小林次郎、太岛渚久翻译：贺新建校对：孔奇繁我已经到了肝癌晚期，我一直想说那件事情，我也一直不敢说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和孙子;我不论从自私的角度还是顾及面子的角度，都使我不敢轻易讲出来。 人们理解我，说我能够到死忏悔，不理解我的，肯定会指着我的后代说是罪恶之家。 其实，我每走到靖国神社，都不敢进去，一是怕他们看出我的心虚，二是心里感到呕吐;我知道，如果当初战死，也不配到这里占一席之地的。
在中国期间，我干了一个军国主义士兵能干的一切，我不能回避，也不能粉饰，因那是战争，尤其是一场侵略战争，我不可能保持人性和人格，也不可不参与制造罪恶;我们去就是要制造罪恶的。
1941年，我们和18师团、51师团和104师团集合在一起，在田中久一中将的指挥下 ，向守卫香港的英军发起了进攻。 这一仗打的是最艰苦的，我们的士兵成片成片地向下倒，但当时武士道精神在起作用，这种自杀式的攻击，终于迫使英军在18天后，撤出防线，继而全线崩溃。我们踏着血污占领香港。 我当时仅仅是一个刚刚增补入伍的新兵。 我承认打死了四个英国士兵，用刺刀挑死一个还没咽气的英军俘虏;那时，没有一个军官向我们宣布日内瓦条约。
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杀、杀、杀。 战争和血腥使人发疯。 抽大麻有瘾，吸毒品有瘾，你们还不知道杀人也有瘾;这是一种在世界上能居首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也让你能知道什麽是生杀大权的实质，这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你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 我和我们的军人，都成了杀人狂;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1937年12月12日的南京大屠杀;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全军的杰作。后来归国后，听取中国军事法庭对第6师团谷寿夫陆军中将的审判广播，才知道我们的屠杀只是他们的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