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检察机关认为代某的行为不符合非法买卖枪支罪的构成要件，对其作出了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随后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他发现。
徐昕认为，刘大蔚案量刑过重。近年来，与其案情相近的有广州白领冯某，《南方都市报》报道称，冯某在香港购买仿真枪入境被抓，因34支仿真枪被 鉴定为真枪，深圳中院认定其犯走私武器罪，“按照法律规定本应判决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深圳中院认为按照法条判决过重，罪刑不相适应，遂在法定刑以下判决 有期徒刑8年，判决须经过最高院核准方能生效”。
在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看来，当时设立走私武器罪，想象的情境是被告人拿到枪支、弹药后逃避海关监管、偷越边境，“这是很可怕的行为，这种情况之下，处罚标准是很严的”。
“但是，刘大蔚并没有做这些，他只是有购买行为，一是他对这个行为不了解，二是他想到这个网上能买到的，肯定是仿真枪。剩下的操作他就只是付款。”阮齐林说，如果说走私行为，那都是卖方在干的，刘大蔚没有干。
阮齐林认为，此案显然和当时的立法本意不一样，走私武器罪“得有多大的技能，得有多大的犯罪规模、犯罪胆量呢。这不是刘大蔚能干的，他就是点个鼠标、打个钱”。
阮齐林表示，《刑法》第63条第二款规定了例外的情况：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