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汶川震区向老人致歉
对一位80岁的院士来说，所获得的荣誉太多了。荣誉加身，却依然有遗憾。
作为地震地质学家，大地震的发生总会挑起他们最敏感的神经——海城、唐山、汶川，这三个地方，是新中国地震史上三个最刻骨铭心的节点。这三个地方，邓起东都在第一时间踏足。
1975年2月4日0点30分，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做出了地震预测，并向全省发布预报。寒冬腊月，民兵们逐家上门把不愿出门的老人们背了出来。果然，当晚7时36分，海城、营口县一带发生了7。3级强震，由于提前准备，无较大人员伤亡。
第一次准确预测到如此严重的地震，邓起东和同事们都感到十分欣喜，看来地震是可以被准确预报的。
然而，第二年的唐山大地震突然袭来，毫无预兆，让他们从大喜坠至大悲；32年后，这种锥心之痛再次降临。汶川大地震来了，并没有遵循学界认可的规律，也没有出现学界认可的前兆。地震后不久，邓起东刚从加拿大回国，顾不得休息，便立刻赶往震区。
随行的学生安艳芬回忆，当时北川已经被封锁了，现场惨状令人“冲击巨大”。 废墟中安静异常，偶尔从瓦砾中跳出来幸存的几只家猫家狗，学生们觉得好玩，邓起东一直沉默异常。
在震区路边，邓起东遇到一位老人，得知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地震专家，老人遗憾地说：“你们要是早来一天提醒我们，我们的伤亡也不会这么大。”
听闻此言，邓起东眼睛一酸，几近落泪：“老人家，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地震，实在是我们无能，对不起。”
对于地震工作者来说，面对每一次强震的束手无策，都是一场煎熬。此后几年，邓起东五次到震区进行研究，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
“邓老师做了一辈子地震研究，最希望的是能减轻地震带给人们的伤害，面对大地震，他的遗憾和普通人的遗憾不一样。”安艳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