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治腐败和社会管理角度，我们认为身份证实现不可伪性，是最基础并带有根本 性的工程。比如财产申报，从提出到探索实施搞了20多年，可从具体案例着眼，一个官员拥有多套房子，而名下只登记一套，剩下的都用假身份登记。再比如银行 存款等。10余年前有桩个案，涉案人拒不交代贪污受贿，除铁证之外，其它罪行拒不承认。后来在他的家中查出数百万元巨款，他才承认系不明财产来源。可人出 来后，马上串连其所有亲戚，说不明财产是向亲戚们借的，一下列举20来个亲友。由此看出，对于掠夺国家资源，攫取民众财富，挑战法律底线者，虽不属诚信范 畴约束的对象，但不管作为个人、单位，还是国家、社会无信而不立。事实证明，建立个体行为记录与责任担当，建立起有独立行为意识到生命终结的信用代码制 度，是现代社会管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经验教训的选择。它是最基础性的建制，就防治腐败而言，是兜底和堵漏的工程。
二 代身份证实施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率先使用，将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信用基础号码加入。工商总局把企业黑名单与二代身份证号码绑定等等。现在社会诚信体系 建设工程，已在实施推进各部门信息采集的完备，并在推进部分信息共享建制，破解信息孤岛现实。由此，工商部门实施的黑名单如实现信息共享，一个串标伪标的 企业，就没有机会在任何地方投标。失信惩戒相关制度与法规，在2012年底已跟进实施。先从规章行政条例等做起，时机成熟再通过顶层立法确立。一个国家的 强大与进步，制度文明渐进是不可或缺的。
谈警示教育
警示教育是有作用的，但还是要靠制度
南都：你上任预防腐败局副局长时，曾推动“警示教育”。现在中央纪委对于警示教育工作也很看重，警示教育对于反腐败真的有效果吗？
崔 海容：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古代一个为官的人，从上到下都说他是个清官，后来他哥哥触犯了法律，他就给哥哥铐上脚镣押解回原籍。故事的结局和大家的想象 正好相反，镣铐内包的全是金子。这个故事在电视剧《天下粮仓》中也有展示。人的占有欲是其天性，生发自然，所以古人总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作为社会 人，其个体学养与修炼，又千差万别，层级与阶界也相当分明，这是后天教化的作用。所以古人又结论，小人取于利，君子取于义。警示教育的功效也就体现在这 里。但真正形成定力，做到非义之财不染，除密织的法规界定，严格的道德约束，没有个体崇高心性的追求，是很难实现的。能够成仁的也是凤毛麟角，多属文臣大 儒。如唐太宗时的魏征，忽必烈时的不忽木，死时连丧事都办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