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光标式慈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种慈善的暴力行为，是一种慈 善的倒退。”陈光标则主动回应：“因为当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大发展必须用‘大暴力’去推动。用暴力慈善才能推动慈善事业大幅度地进步。”而在今日，当造假被 证实，更多的人应该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暴力与功利慈善。
陈光标是人群中的异数，无论猜测其动机，还是分析其心理，都是困难甚至徒劳的。人们只能从其外部行为和所造成的客观影响，评价其一系列另类慈善行为的价值。这次，陈光标以一次扎扎实实的造假，和一次言不由衷的认错，昭告了具有标志意义的“标哥”，终于到了该歇歇的时候。而随着他的个人形象的触底，也在一定意义上宣布了中国慈善的草莽时代的终结。而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反腐雷霆，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公众的视线，人们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度大不如前。这或许正是一个正当其时的契机，有助于中国慈善界人士和组织默默地集中精力，重建已经跌至谷底的信誉，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再次出发和升级换代做好必要的准备。
从体制方面来反思，讨论陈光标这样具有争议的慈善行为， 也能得到一些答案。一方面，我国没有《慈善法》，对捐款人和被捐款人的权利与义务，都没有明确的规定，陈光标们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任性；另外一方面，我国没 有遗产税，有钱人更多的会把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孙，这使得做慈善者成了少数派，做慈善做到具有一定的名气，自认为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
当下我国社会贫富差跟非常大，基尼系数常年维持 在0。47以上，如何让更多的有钱人以更合理的方式做慈善，显然是摆在收入分配体制、慈善体制和征税体制面前的一个难题。应该说，只有在健康、完善的社会 财富及分配体制中，如比尔·盖茨一样愿意裸捐的人才会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裸捐之后还能保持淡定和平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