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省份，烟草行业甚至是当地最大的产业。利益蛋糕如此诱人，以至于地方政府已提高烟草消费量为己任。也就不难理解，2013年12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领导干部“禁烟令”，为何有的省份既无发文又无其他举措。这也同样是为何地方性出台控烟法规而束之高阁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去年的世界无烟日，控烟专家、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就曾表示：“当前我国控烟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政企不分的烟草业体制下烟草业的阻挠。控烟必须克服烟草业的阻碍，而这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
刚不久前的5月1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文提高烟草税以期产生控烟的效果，但是，提高的税率并不大，消费者的负担仍然不重。价格小额的上涨并不能成为新增烟民的门槛，财政部门每年却可增加800亿的税收，不免有人会认为是“敛财”之举。
另外，我国烟草业对于烟盒的包装印制图形警示不仅不够，反而用笼统、含糊的词语和风景图案弱化吸烟的风险。但在国外，烟盒包装充满各种对人体感官的刺激，降低吸食香烟者的购买欲望。
泰国禁烟规定，香烟生产厂家和进口商家必须以鲜明的图案标志，告诉人们吸烟对肺部、牙齿的危害，以及它如何加快衰老，其烟盒包装可谓“恐怖”。
由是观之，破除财政对烟草行业的依赖，告别“有毒税收”是控烟的体制性关键。
老问题二：香烟社交符号与权利冲突 没人否认，烟酒招待是我国人情往来的习惯共识和“文化”，酒吧、餐馆饭店等公共场所更被认为是吸烟的娱乐场所。你一支，我一支，在吸烟者眼里，这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一种社交礼仪。
社会学家认为，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定的符号和交往形式而产生相互影响。无疑，香烟是我国社会交往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尤其在职场和生意场上，通过“敬烟”的形式，达到双方身份的认同，以便产生友好与合作的可能。
吸烟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一种最简便和直接的社交手段。而这些社交上的往来，又多在公共产所中进行。如果不消除吸烟这种“社交技能”的土壤，恐怕控烟的愿景也难以实现。
控烟之难，还在于不少老烟枪们自视吸烟是自己的权利，在公共场所吸烟，他们甚至根本没有避免他人遭受二手烟危害的意识。
事实上，法律确实没有禁止个人在私人空间吸烟的自由，这也是控烟与“禁烟”的区别。各国实施的政策其禁止的对象也主要特指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因为 在公共空间，吸烟者的吸烟行为所产生的二手烟稀释对其他被动吸烟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也就是吸烟者的吸烟权与被动者的健康权产生了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