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能否获得授旗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看队伍是否有继续壮大的潜力，二是看路线是否安全。每次，许贵林都会进行路线考察。虽然有人提醒过他注意在道路上行走的安全，他并不觉这是个大问题，毕竟，在临沂的大街小巷，有那么多人占道经营，“而我们不过是走走路而已”。在涑河北街的事故发生以后，他突然有了某种害怕，“明明做的是公益的事情，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看来，从广场舞扰民，到万人暴走团占路，矛盾背后暴露的是公共服务长期缺位，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民众健身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而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截至2010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2平方米。“这与我国早先的城市规划有关。”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的小区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集中建设。这批小区的特点是分布相对集中，住宅建筑容积率较高，居住人口密度大；在小区规划与建设之时，室外体育设施基本上没有被考虑进去。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开发建设的居住小区中得到延续，不过当时的供需矛盾并不突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城市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居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问题才开始引起关注。这一时期，居民对体育运动的认识逐步提高，对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也日益增大。
尽管《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用地定额指标暂行规定》《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对社区、小区体育设施用地做出了相关规定，但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和升值，很多开发者擅自改变体育用地的用途，减少体育设施用地，增加商业元素，以获取更加多的市场利润。“体育配套设施更多的是起到点缀、促销的作用。”黄顺江说。
广州市1998年至1999年建设的165个住宅区中，配套体育设施达到国家标准的只占23。64%，有场地但是未达标的有31。5%。
2008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市8个近郊区63。5%的街道办事处没有体育场地设施，其余 36。5%的街道办事处也只有乒乓球室、棋牌室、门球场等小型场地。
随着公共健身设施及大型体育场的建设，一线城市体育活动需求的紧张情况在2010年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这一矛盾随着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热，更多地转移到像临沂这样规模的城市。
社区体育场地和设施缺乏的背后，是政府经费投入不足。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2年，群众体育支出在体育事业经费中的比重年均值只占5。64%，体育竞赛费用和体育训练费用支出是群众体育经费支出的2。62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