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男孩的偏好不独北方农村，在南方富庶的福建，许多人希望把积累的家族财富留给儿子。
厦门市小学教师张妍于2000年生下一个女儿，身为公职人员，这意味着合法生育权的终止，但婆家人对男孩的渴望并未打消。在此后的10多年里，张妍一直身处家人的逼迫中。她希望等待政策全面放开二孩后再生育，以保住工作，家人则指责她自私，不愿为家族牺牲。
她曾和丈夫尝试过代孕，但以代孕机构被查封而告终。2013年初，计划生育政策仍未见松动，而张妍已40岁。矛盾越积越深，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家庭战争。丈夫林阳一度威胁她，“如果你不愿意生，我就到外面找人生”。
2013年底，当离家数月的张妍回到丈夫身边时，她发现丈夫已在家人的授意下，与外面的女人怀上了孩子。后经B超鉴定是男孩，于次年生下。
类似的悲剧并非个案。张妍说，在她的亲戚和同事中，亦不乏迫于家族压力，辞职回家生男孩子的案例。不愿妥协的女人，则只能对丈夫在外“代生”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
让张妍无法接受的是，有亲戚甚至劝她与这个外面的女人和平相处。张妍说，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将人性扭曲，最终她选择了和丈夫离婚。
厦门市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11。69提高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18。37，十年均高出正常范围，“长此以往会造成将来婚姻年龄段男女两性人口比例失调，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厦门市卫计委打击“两非”工作负责人王辉荣告诉澎湃新闻，有数据显示，重男轻女最严重三个省是安徽、海南和福建，而厦门远非福建最严重的地方。
性别比为何失衡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性别比失衡起于1982年，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之后一路飙升。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以上，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其中一些省份还长期维持在130。已严重偏离正常区域。
据国家卫计委新闻处原处长陈剑《中国计划生育革命纪实》一书考证，1982年正是计划生育政策从之前相对宽松的“晚、稀、少”政策，向“一孩化”过渡的关键年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告诉澎湃新闻，如果将“重男轻女”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唯一原因，便无法解释为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