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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失业的中年人 何去何从?

作者:
2022-05-17 11:05:31

“外卖员终究不是我的归属,

舞台才是我的人生归宿”

张庆平仍清晰的记得最开始加入剧团唱戏的那一天。1998年农历9月17日下午,年仅16岁的他从家出发,期间搭乘一辆农用车后,在离演出地点还有五六里路时下车,此时已将近晚上6点,紧接着徒步到剧团,然后开始跟着剧团拜师学艺、走南闯北。

婺剧是浙江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是金华、丽水等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之一。张庆平所在的剧团也主要在生日宴、庙会、节日庆典等场景下受邀演出。

那是一段辛苦却充满荣誉感的日子。张庆平表示:“我们几乎都是下乡演出。刚入行那几年。睡觉就是在村里找一块空地,找老乡借几把稻草铺在地上,再盖上一层彩色塑料布,就这样对付一晚上。后来环境好一点,可以撑帐篷、铺泡沫垫,再盖上一层自带被褥。我们演出环境不比室内剧院,经历严寒酷暑已是家常便饭。”

疫情前每年近600场演出也让张庆平基本不能着家,两个孩子一直由妻子抚养长大,家里大小事只能通过电话沟通。过年期间,也只在大年29、大年30放假两天。为了赶场,剧团经常在演出结束后,立刻连夜驱车赶往其他乡镇,有时两地之间路途远,大巴车的座椅便是床铺。

辛苦的另一面是,演出收入支撑着他成家立业。“因为我们是民营剧团,相比当地体制内剧团,会缺少一些后续保障,但整体工资要高一点,月工资也肯定比流水线里的技术工人高。2019年12月,自己在也镇上贷款买了房,房价9100多元每平方米,价格并不便宜”,张庆平表示。

4月28日,杨丽萍宣布时隔19年再次解散《云南映象》团队揭开了演出行业在疫情冲击下的残酷一面。

2020年疫情至今,张庆平的剧团也经历了四次解散重聚——2019年农历大年29(2020年1月23日),村里开始封闭式管理,所有的新年演出计划全部取消,7个月后,剧团才组织四散各地的演员开始演出,这一次演出持续了四个月。此后,2021年的3月-5月、7月整月、9月-12月是所有被允许演出的日子。

他说:“下乡演出都是开放式的,人流量大,疫情防控举措不比固定场所的剧院。因此一旦出现疫情,我们这类演出会被立刻叫停,上一次演出还是在2022年1月7日。剧团四十几个人,现在都只能四散谋生。即使接下来被允许演出,可能有一些人就回不来了。有些演员进入工厂做临时工、摆摊卖糯米饭团、卖水果等。

演出断了,收入不能断。“我刚好在疫情发生前半个月买的房。如果能在剧团正常演出,一个月收入足以覆盖房贷、两个小孩子学费以及一家人生活费。当时计划和妻子再攒两年钱,就能完成新房装修并在2020年12月入住。但疫情打破了所有计划,装修资金没了来源,新房的装修只能一点一点的凑,昨天才刚买了卫生间的洁具。”

在剧团的反复解散中,38岁的张庆平也走到职业生涯十字路口。因并不具备任何其他行业的技术经验,他只能选择成为几乎没行业门槛的外卖员。

在做外卖员的日子里,张庆平每天从早上8点跑到晚上12点,在餐桌上吃饭成为一种奢侈,基本用馒头、面包、八宝粥对付每顿餐食。“送餐高峰期饿了,就拿在手里边骑车边吃。遇上雨雪天气或夏季暴晒,会更辛苦。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抱怨骑手横冲直撞,我们也不想那样,一出事,全家人生计都没着落。碰上送单高峰期或商家生意忙来不及出餐,我们就很容易超时。一单就赚几块钱,没有及时送到,就很可能被差评、投诉甚至罚款。”

过去十几年,因为忙于剧团演出顾不上家里大小事,一直是张庆平感到遗憾的地方。可即使回到老家浙江丽水市壶镇当外卖员,他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少的可怜。“每天六点半,我和大儿子起床刷牙洗脸,然后一起到家附近的早餐店吃早餐,紧接着骑车把他送到学校,之后就马上上线跑单。下午孩子放学时,基本处于送单高峰期,几乎没时间接小孩。等晚上跑单结束回家,妻子和俩小孩都已经睡觉了。每天早上那一个小时是和大儿子、小女儿唯一的聊天时间”,张庆平表示。

张庆平所处的壶镇是传统工业重镇,拥有工业企业1100多家,主导产业为缝纫机、带锯床、工刃具等,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带锯床生产基地,缝纫机行业产值占全国10%以上。在密集工人流量下,当地外卖行业颇为红火。

去年,壶镇工业区人流量都还特别高。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很明显,很多工厂、私人企业都裁员或者放假,外卖单也就锐减。之前一天上线12个小时,平均可以跑80多单,近期就只能跑40几单,月收入也从八九千滑落到四五千。

虽然不知今年何时还能再次重返舞台,但张庆平还在通过其他渠道继续着自己的婺剧生涯。“在送外卖之余,我会拍拍婺剧中各类角色的抖音视频,也算以另外一种方式去传承婺剧。其实,对于我这个20来年都生活在舞台上的人来说,外卖行业真的不那么适应,隔行如隔山。为了生活,总是要去找一条属于自己另外的出路。”

在他的设想中,如果未来演出行业恢复如初,自己仍将第五次回归剧团演出,“外卖员终究不是我的归属,舞台才是我的人生归宿。”

“52岁的年纪就去做保安,

是会被村里人笑话的”

4月26日,因为找不到工作,陈祖华与妻子再次争吵起来。妻子对他的抱怨是“在家一躺就是半天,不做饭也不去找工作”,而他的想法是“妻子就是嫌弃自己不挣钱了。”

2009年,39岁陈祖华跟随同乡人前往浙江宁波的服装厂开始外出打工之旅,那时他的两个孩子均在上初中。“家里就三亩地,光靠种西瓜、稻谷等根本负担不起两个孩子学费、生活费。那时工厂里一个月1500元的工资都比种地划算。虽然很舍不得把孩子丢给父母带,但不出去工作,孩子以后的高中、大学学费都可能没着落。”

2011年,陈祖华在服装厂工作三年后,跳槽至当地一家地板砖加工厂,从学徒开始做起,工资一路上涨至2021年的6500元/月。每天,他的生活轨迹几乎一成不变——早晨6点半从仅能容纳一张床、一个煤气灶和一条过道的出租屋起床,吃完早餐后用保温盒打包妻子刚做完的饭菜当做午饭。早上8点抵达工厂开始工作,下午6点工厂下班后立刻返回出租屋。每年仅在过年期间回家20天左右。

6500元的工资并不好拿。年纪大了,手脚不可避免比年轻人慢,陈祖华就只能靠经验和在休息时间比别人多干点,也不去抱怨加班多、工作辛苦。每天回到家,吃完饭基本就累的不想动了。陈祖华想到两个孩子虽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但都还没结婚买房,所以累但也坚持了下来。

13年打工生活,他供一儿一女完成学业,并在老家盖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家里存款也有近20万。

2022年初,过完正月十五,陈祖华再次与妻子信心满满的前往浙江宁波。过年前,地板砖加工厂老板承诺给他的月工资加到7000元,加上妻子的3000多元,这样的家庭收入在湖北老家几乎“只有政府单位或者做生意才能达到。”

只是,陈祖华发现地板砖加工厂的生意一月不如一月。“其实去年生意就没那么好了。前几年基本每周都会有一两天加班,靠加班费还挣了不少。去年一年加班天数就十天左右。今年有时候一上午就一个加工订单过来,工厂十几个工人都能闲着聊天。每天进出地板砖加工片区的车辆都少很多。”

4月20日下午,工厂老板突然宣布将陈祖华与另外两位老员工辞掉,此前没有任何征兆。那天,陈祖华更多的是生气:“之前和工厂老板很聊得来,过年期间会互相送礼,生病住院时,他也多次看望送钱。可即使这样,他竟然还是辞退了我。我和他大吵了一架后,结算工资回到家,发现他已把我微信拉黑。真的想不通。”

他的所有生活节奏就这样被全部打乱。连续给自己放假两天调整情绪后,妻子的言语动作从理解变为催促找工作。他开始去各个熟悉的地板砖加工厂询问,因为年纪大,即使有十几年的技术经验在身,他仍将目的薪资降低到5000元。

第一天,无功而返;第二天,一家工厂试工了半天后再次婉拒了他。那天中午,他一个人沿着陌生的街道漫无目的的一直走一直走,妻子、子女的电话他也选择拒接。他说:“心里很乱,感觉自己很没用。”

第三天,妻子特意请假陪着他去应聘电子厂、加工厂等。但招聘人员听到陈祖华年龄在50岁以上,基本就不往下问,更多推荐去应聘搬运工、保安之类的工作。电话询问同乡人所在的纽扣厂、服装厂,得到的回复也都是“不推荐去,工厂都在裁员。今年基本都是干四天、休三天。”

4月28日,综合考虑父母养老、工作等因素后,陈祖华决定与妻子重回湖北老家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