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35岁为界限划分的问题在于,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从大学毕业到35岁,经过数年的职场磨练,他们在工作业务和人情世故上都处于成熟阶段,又正处于年富力强时,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时机。“同时,35岁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人生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可能小孩正好出生或上幼儿园、小学,亟需用钱;家里老人也已退休,不太可能再从人脉资源上为他们提供帮助,这是35岁群体工作最卖力时。事实上,很多人做出事业来都是在35岁以后的事情。若仅用一条年龄限制就把他们排除在外,既不科学也不公平,更是人才的巨大浪费。”蒋胜男在建议书里写道。
年龄限制压力会传导到结婚率与生育率
蒋胜男还认为,35岁年龄限制,不仅仅对于就业市场,更对于全民生育婚恋养老和社会心态也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现在大学学历要求提升,博士毕业可能就二十六七岁了,进入职场没几年,可能刚熟悉业务站住脚跟,就到三十岁了,离‘35岁大关’也就进入倒计数了。这种情况下,让年轻人又如何能够安心去恋爱结婚生子。因此‘35岁门槛’容易导致在从业者35岁以前压力重大,过度内卷,甚至不敢走入婚姻,既怕未储够孩子的教育金而不敢生育,也怕生育以后影响拼搏事业。而且,为了避免不被35岁后清理出职场,从业人员只能越来越内卷,从而令八小时工作制无法生效,从而使正当育年龄的男女没有休闲、家务及育儿时间,这一压力亦会传导到结婚率的下降与生育率的下降。”
因此,蒋胜男建议,倡导全社会招工应消除职场年龄歧视,帮助因经济、疫情及其他情况面临下岗再就业人群打破35岁年龄限制。尤其是,逐步开放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可以先从北上广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开始。目前公务员招录体系十分严格完备,放宽年龄限制并不会让能力不足者进入,恰恰相反,可能部分岗位招录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更能够扬长避短,发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职能。此外,这影响的不仅仅只是35岁以上报考公务员的人群,更重要的是将会对全社会起着示范性作用,成为社会组织、个体行为的参照准绳,解决就业市场的“35岁门槛”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