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凌晨3时10分,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全程见证者高文彬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9岁。
高文彬,1922年12月生,上海市人,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
2015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曾经来到高文彬老人的家中,听他回忆抗战胜利时的情景。
当时,高文彬住在虹口区唐山路62弄宝华里。他就读的东吴大学法学院被日本人占领后,用作日本兵营仓库,东吴大学法学院不得不借用南阳路上的爱国女子中学,作为临时教学用地。爱国女中旁边有个日本兵营,每次上学路过时,同学们都得向日本兵鞠躬,对此,高文彬非常气愤。为了避开给日本兵鞠躬,他每次上学便绕道而行,“情愿多走些路,也不给日本兵鞠躬”,高文彬说。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那天下午,即将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他正在学校办理离校手续,只听见校园内传来一阵阵欢呼声,仔细一听,才知日本侵略军投降了,“盼望已久了,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战胜了日本法西斯!”
听到消息的高文彬,立马来到学校操场,与同学们一起欢呼雀跃。随后,大家走上街头游行,庆祝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一伟大的胜利。
参加完游行后,高文彬一路小跑回家,想早点把这胜利的喜讯告诉家人。高文彬说,自己看到路人在准备庆祝活动,有的市民虽然相互不认识,却都难掩心中激动,学生、军人、店员等相互拥抱,双手举起来作成个“V”字型,庆祝胜利。当高文彬走到宝华里时,邻居们都已聚集在弄堂,相互间谈论着日本人投降的事。碰到有人走过弄堂,不管认识不认识,人们都会说:“日本人投降了!”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
高文彬回忆,抗战胜利的那几天,不管白天黑夜,马路上随处可见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谈论着日本人投降的事,分享抗战胜利后的喜悦,“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最开心、最激动的时刻,日本侵略军最终恶有恶报了”。除了老百姓举行庆祝活动以外,许多地方官员还请下属吃饭,永安公司等四大著名商店还分别打出“庆祝抗战胜利,本店商品打折”的牌子。“那几天,南京路等商业街热闹非凡,到处是人;不仅仅是大公司打折庆祝胜利,就连一些小商店、小企业也打折,低的只有二折;有的餐馆甚至免费向市民供餐,可见当时人们对抗战胜利有多么地高兴”。许多店家打开无线电广播,广播里不断地播放着“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的声音。
离开学校后,高文彬便在上海地方法院担任刑事庭书记官。由于看不惯“衙门作风”,3个月后他就辞职了。辞职后的高文彬得知,中国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向哲浚,正在招募一批熟悉法律且英语基础好的工作人员前往东京增援。在东吴大学知名教授刘知芳的推荐下,高文彬参加面试并获得成功,于1946年5月到东京,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亲眼目睹了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
图为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留影
高文彬回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历时近两年半,自己参与了整个审判过程,先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后又担任助理检察官以及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期间,高文彬主要负责整理每天的庭审记录,查阅相关资料以供庭审时使用。在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理时,高文彬为了收集更多证据,经常加班至深夜。“两年多的审理,仅庭审记录就多达800本。”高文彬回国时带回了两套庭审记录,一套送给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另一套送给了母校东吴大学。
采访的最后,高文彬语重心长地说:“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铁的事实,不容任何人否定。作为当年亲自参加过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当事人,日军所犯下的血淋淋罪行还历历在目,希望国人和广大青少年学生了解历史,勿忘国耻!”
2016年,记者再访高文彬时,老人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忆超好。客人来访,必定西装革履接待。交谈时,上海话、普通话、英语时不时从嘴里蹦出。当年,正是他从卷轶浩繁的档案资料中,查出在南京大屠杀中两个日本军官杀人比赛的确凿证据。老人说,自己一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参加东京审判,作为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大快人心;第二件事是参与审定《元照英美法词典》,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艰苦工作。而对于自己曾经蒙冤30多年的经历,老人从没有流露出怨恨,反倒时常提起逆境中受人帮助的点滴。
今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高文彬老人的逝世,实乃一大憾事。但他的事迹和精神,定将永远激励今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