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当年满清“学者型官员”翁同龢的行径，就不难明白这里边的弯弯绕。
翁同龢一贯刁难克扣北洋水师的经费，为中国甲午惨败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甲午时这位一贯破坏中国海军建设的翁同龢却最坚决主张对日宣战，好战调门比谁都高。原因很简单：第一，用一时的“好战”姿态来掩盖自己一贯破坏国防建设的事实。第二，如果打赢了，就可以乘机邀功;如果打输了，就正好借机干掉政敌李鸿章——反正自己平时不管练兵战时不管上阵，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一切都可以推给别人。
如今的“公知”并非简单重复当年翁同龢玩过的那套权谋技俩，而是更阴险更毒辣——第一，用眼前“好战”、“强硬”的姿态掩盖他们一贯破坏国防建设、辱骂军人、配合“猎鹰”、污蔑英雄的斑斑劣迹；第二，如果中国打赢了，他们可以借机邀功，自吹自擂抬高身价；第三，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逼中国军队在印度选择的时机、印度选择的地方、按印度选择的方式跟印度军队交战——大力鼓吹“腐败次优”、唯恐中国军队不腐败还不够，还要制造声势逼中国军队按照敌人需要的方式打仗，唯恐中国军队不打败仗。第四，只要中国军队失利，就正好把一切推给制度，推给共产党，大闹“颜色革命”，制造动乱。
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的权术规律：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用另一个极端来掩饰以前的极端，同时用眼前这另一个极端为将来再跳回到以前的那个极端创造条件：用眼前一时的极端“强硬”、“好战”的姿态来掩饰平时一贯破坏捣乱加强国防鼓吹投降的行径，逃避被追究责任;同时用现在极端“强硬”、”好战”的姿态逼人出错，一旦出错立刻跳回以前破坏捣乱加强国防鼓吹投降的极端，把一切责任全部推给政敌，自己乘机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