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修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从丈夫自庐山“跌下马来”，冷遇、白眼、刁难、咒骂和日益沉重的政治压力始终缠绕着她。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压力升级，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人给她做工作，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在痛苦和迷茫之中苦苦挣扎的浦安修，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离婚报告交到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浦安修没有勇气找彭德怀谈离婚的事，只好找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交了底。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将浦安修的离婚报告呈送给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刘仁转报给杨尚昆，杨尚昆又请示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在离婚报告上批示：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
浦安修让彭德怀的侄女转达她的离婚要求。
彭德怀久久地坐在沙发上，双眼紧闭，半天沉默不言。最后，他站起来对侄女说：“梅魁，我的问题没有结束，她的压力太大了，离就离吧，这也是迫不得已，是政治需要，她也只好走这条路。”
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浦安修由彭梅魁陪着来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也请来了他的患难知己杨献珍。杨献珍本来是坚决反对他们离婚的，但时至今日，也无言以对。
就在正式分手的这一时刻，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大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亲手切成均匀的两大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的跟前。中国人对夫妻分梨吃是忌讳的。因为梨的谐音为离，分梨者，分离也。
“你这是干什么？彭老弟！”杨献珍不高兴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