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人类历史上，极少有政治家能够两者兼备。因为这两种品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
在现代政治中，群众运动不但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更是一头桀骜的烈马，只有那些最高明的政治家才有可能使之俯首贴耳，对于其中的难度，拿破仑（Napoleon）就曾有过颇为自得的评价，“除我之外，再没有人能让法国人民像一个女人般顺从，哪怕路易十四也不行”；然而，一个能够轻易驾驭大众的政治家，必然会享受神明般的地位，人类贪慕虚荣的本能一旦面对铺天盖地的赞美，自知之明就像无根之树一样难以幸存，即便最精明的人也难以保持理智。
诚如历史所展现的那样，在现代政治史上，那些最杰出的群众运动鼓手尽管能够轻易地影响世界，却很少不被自负迷失；而那些真正把握了正确的航向，并能推进了有效改革之人，反而往往难以掌控群众的洪流，不得不以硬实力压制反对声音，最终使改革因缺乏道义力量而危难重重。
在17世纪，只有黎塞留（Richelieu）在碾碎法国宗教狂热的同时，还能够推动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并借助邻国的宗教战争扫荡对手；在整个18世纪，只有彼得大帝才能够勉强担得起这个称号；在19世纪，唯有大名鼎鼎的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算是名副其实，他无情地利用了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并使之成为自己开辟非凡功业的利剑，且其意志却始终不为群众的浪潮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