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军事检察院的免予起诉书（下简称“决定书”）说：“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说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布置。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发了各种枪支弹药。这就构成我参与密谋武装叛乱罪。
（五）下面请组织听取一个老战士对党的自白：
（1）关于六十军的问题：
“决定书”上说：“我最不放心六十军”“六十军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事实上八月八号晚谈话，除问到魏金山（六十军政委）哪儿去了之外，根本就没有提到六十军。
至于我说的长江口以东以北的地形，完全是从上海的海外防御角度说的。与在上海以西京沪线上的六十军没有任何关系。马、徐、王的供词说我对六十军“很担心”，这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栽赃，彻头彻尾的捏造。
说我说：“这个军我指挥不动……在宁沪线上，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我身为大军区司令，对下属部队根本不存在调动调不动的问题，事实上，我刚顺利完成了对六十军的调动。
我感到六十军的一个师配置在交通条件较差的淮阴一带，便提出将该师调到无锡市，经军区党委讨论，总参批准，七六年上半年该师调防，六十军军部也从江浦调到镇江。若说：“对上海是个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真是无稽之谈。
（2）“决定书”上说我表示：“准备杀头”，这更是荒谬绝伦。我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职有权，工作顺心，上下团结，情绪很好，心情愉快，神志清醒，我怎会出此悲观的混账话呢？八月八号的谈话，除相互吹捧，并没有议论中央领导，也没有谈论全国的形势，我想的是演习，谈的是演习。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准备杀头”之类的话。
我在谈到什么问题时说“准备杀头”？它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它总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吧？！
（3）“打内战”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信的内容，怎么成了我和马、徐、王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本是九月三日晚上的谈话，硬不顾客观事实，给安在八月八日晚上；是为了证实八月十一日马、徐、王的突击发枪，是谈及“打内战”而引起的，好加予我策动叛乱的罪名，这样又制成一个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