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冬，丁盛来广东，先到深圳他女儿克西家住了一段时间，春节后应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杨梅生的遗孀刘坚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之邀，又到广州住了一段时间。1990年2月27日，在李维英处，丁盛夫妇、李维英夫妇、丁盛的老秘书陈宏康和我，一起研究了丁盛的申诉问题。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解不解决问题在你，但不可中断、放弃申诉，即使申诉无用，“立此存照”也好。随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我的申诉》，针对《免予起诉决定书》所列罪状，逐条进行了辩驳。
丁盛夫妇去了北京。丁盛先是找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又找中纪委、军委总政治部。几个部门似乎都有权力、有责任管，又都有理由不管，跑了几个月，没有一点结果。最后他不得不去找他的老上级、十大元帅中唯一在世的聂荣臻元帅。这年聂荣臻已是91岁的老人。聂荣臻元帅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很同情丁盛的遭遇，亲到丁的住处看望，建议丁盛给这位老帅写个报告。随后，周均伦拿着丁盛的报告向聂荣臻汇报了丁盛的问题。
聂荣臻对丁盛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和解放后的工作成绩都给予很高评价，但对丁盛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情况，则因他在1967年后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基本没有工作而知之甚少。他采取了客观、负责的态度，交代周均伦以他的名义把丁盛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的一位副主席和军委秘书长，请他们认真受理丁盛的申诉，弄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作出适当处理。丁盛得到消息，不胜欢喜，但他苦苦等了一个多月，却再无下文。以后他了解到，军委这两位领导人根本没把聂荣臻的批示当一回事，其中一位还口出不逊，说是“多管闲事”！倘若聂荣臻当时还在台上，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了。
这件事让丁盛受到很大刺激。元帅批了都不管用，在北京住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北京的天气也冷起来了。他应在天津的一些老部下的邀请，又到天津住了几天，到民权门和金汤桥一带默默凭吊了当年攻打天津时牺牲的烈士，便又两手空空，悄然返回深圳的女儿家。
不愿解铃的系铃人
沉寂了几年，丁盛决定继续申诉。笔者同他一起分析了形势：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其复杂处就在于他被扯入了一个集团案，整个集团定性未变，他的问题很难单独解决。因此，要有长期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