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是非对错终于被香港发生的许多大事验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董建华、曾荫权以及梁锦松、唐英年等要员都曾动情地当面感念我，表示中英共同编制跨九七的财政预算案为香港的未来把住了关，他们都还记得并赞赏当年“车毁人亡”那句警示。
我说，我真的希望那仅仅是一句警示，甚至是说错的话，就当作我敲了一回木鱼吧。
1995年，中英关于香港财政预算案编制专家小组会议上，陈佐洱批评英方持续高福利政策。
“最后的焦点是驻港部队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给我的底线是不少于500人，我想到9是最大的数字，一咬牙说：“509人，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让步了。”
高渊：财政预算案是让你最着急上火的谈判吗？
陈佐洱：还不是，最紧迫、最惊险的是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进驻问题，因为启动这项谈判时，香港回归已经倒计时了。
就在1997年6月16日中午，我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重要电话。电话里传来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的声音：“陈佐洱，我正在钱其琛副总理的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这句话，立刻让我感到了急迫与分量。
王英凡副部长指示我，立即带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与英方开谈驻港部队先头部队提前进入香港问题。他说，北京已组成专家组，傍晚就飞抵香港，配合你的工作，来人将会传达具体方案，只要是在底线范围内，授权你可以当场决定。
说到这儿，他加重了语气：“时间不多了，一定争取在一周时间内与英方达成协议。关键是快！”
高渊：为何临近回归前夕，突然要谈判先头部队提前入港？
陈佐洱：一般的理解是，解放军驻港部队应于7月1日零时开进香港，此前已派遣196名以技术和后勤人员为主的先遣人员分三批不带武器进入香港，为驻港部队开进预作通信、交通、后勤等方面的必要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