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香港的惯例，每个财政年度从当年的4月1日起，至次年的3月31日止。97/98财政年度将跨越香港回归，理应由中英双方共同编制。而且，由于财政政策有连续性，之前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案也应由双方合作完成。
英方却想独自把握，以配合其“光荣撤退”方案的实施。所以阻挠中方参与预算案编制，还急功近利、不负责任地做大开支粉饰政绩。中方为了给未来特区留下一个好家底，坚持要在预算案编制中发挥应有影响力。
在这过程中，我个人多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可以说终身难忘。
高渊：在谈判中，你那句“车毁人亡”曾在香港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陈佐洱：对。背景是这样的，从1995年3月起，中英启动专家小组会谈，首要议题是中方必须参与95/96和96/97预算案的编制。一开始，英方明确反对，表示要到1996年才会就预算案咨询中方。当时，曾荫权是英方组长，我是中方组长。
经过4轮艰苦谈判，英方终于作出让步，首次允许中方旁听高层资源会议，并就重要资源分配问题与中方讨论。但我们参与得越多，发现其中的问题越大。
1995年11月，港英政府社会福利署署长冼德勤发表公开演讲，表示要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当时已连续5年以27%的增幅增长了社会福利开支，居然声称还要按此增幅再干5年。
对此，中方认为，应该在财政稳健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不断提高社会福利，而英方的做法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中国香港基本法规定，是在给即将成立的特区政府埋钉子，哪个政府吃得消这么高速的刚性的福利增长？
高渊：当时具体场景是怎样的？
陈佐洱：那天，中外记者照例围在钓鱼台国宾馆7号楼门口，然后尾随双方代表进入谈判大厅。等双方坐定后，我用手指轻轻弹了弹话筒，开始发言，表示不赞成港英当局的赤字预算，更不赞成用这样高的速度持续提升香港社会福利。
我打了个比方，“港英的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突然变成了一辆在崎岖道路上飞奔的高速赛车，如果继续这样往前开，不用多少年，将会车毁人亡，而车上坐的正是600多万香港老百姓啊！”
我的意思很明确，这种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企图在一日内把所有好事都完成的哗众取宠做法，要么是居心不良，要么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