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在你亲历的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里，接触了很多英方人士。你对末代港督彭定康印象怎样？
陈佐洱：应该说，在香港回归的整个后过渡期，彭定康的主要形象和实际作用就是个搅局者。他以说话尖刻辛辣、文字功底老到著称。1992年一上任，就抛出了一套背信弃义的三违反“政改方案”，随后才傲慢地动身北上，企图以既成事实压中方接受。最后，当然碰了一鼻子灰。
高渊：对哪几位英方谈判对手印象深刻？
陈佐洱：1990年香港新机场建设谈判时，我的对手是伯恩斯，他没谈成，英方临阵换将。香港回归后，他出任首任英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那天，我应邀出席他的上任酒会，他对我非常冷淡，装作不认识，可能觉得当年丢了面子。
但不打不成交的也有，英方代表包雅伦、戴维斯等就是这样。包雅伦后来担任第二任总领事，在1999年底澳门特区成立庆典上我们相遇，欢喜合影，百感交集。戴维斯后来下海经商，曾担任英中商会会长。2007年我去伦敦的时候，他非常热情地主持我的演讲会。
高渊：你在这些谈判对手眼中，是什么形象？
陈佐洱：英方代表曾对媒体说，陈佐洱一是强硬，二是讲道理。
高渊：中方谈判阵营中，你对谁印象最深？
陈佐洱：印象最深的是鲁平，他可以说是我后半生的导师之一，是他把我领到谈判桌边的。
鲁平担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时，每天要读十几份立场不同的港澳中英文报纸，往往能从字里行间敏锐地发现对手的新动向，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教导我说，和老谋深算的殖民主义者打交道，就像下象棋，走一步要看三步。
也许正因此，对手们都对他心生敬畏，连被他斥为香港“千古罪人”的彭定康，也在回忆录《东方与西方》中欣赏他的聪明、出众外表、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中国的政治让我们之间只能拥抱像默剧一样的敌意”。
工作时，鲁平总是不苟言笑，批评人不留情面。下了班，回到侨办和港澳办干部合住的甘家口塔楼公寓，他又变得十分和气，见人笑吟吟地打招呼。
多年来，港澳办上下都叫他“鲁平同志”。每天早晨八点前，他必定踏进办公室，无论做到多晚，下班时办公桌上一定干干净净，没有一张积压的文件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