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
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实际上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即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又属于“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
香港
由于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传达“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报纸承担了这一特殊任务。
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总理
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予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
2月17日，香港《大公报》又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社论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物资集散交通衔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