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正好是内地“文革”的第二年。对全国人民发号施令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传达信息的权威报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当时统称“两报一刊”)。当时的情况是，正在港英当局镇压左派工人的时候，“两报一刊”不断发表消息和评论，在舆论导向的影响下，全国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当时尚未升格为大使馆)。惠州地区的宝安县县城深圳镇的民众亦频繁地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行进到了罗湖、文锦渡等边界地区的时候，大家高呼口号，群情激昂。游行示威的深圳民众对边界上敌方炮楼的英警英军怒目而视，游行队伍久久不愿离开。
中英关系进入了极度紧张状态。此后，我方深圳属下的罗湖、罗芳、莲塘……等地的农民在通过境界线耕作时，常常被英警无故刁难或打骂。农民群众为此怒发冲冠，在英警无理打骂下亦不示弱。于是，生产队挑选青壮年社员过界耕作，在遭到英警野蛮逞威时，就用锄头扁担作武器揍对方。有一天，在文锦渡从事过境搬运工作的工人(头戴红帽子作标志，无需通行证件，双方守关人员都不用检查就可让他们自由进出，人们叫这些搬运工为“红帽子”)还将两个巡视边境的英籍警官捉了过来。在这种双方互相敌视的气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香港英警防暴队和英军大量集结在边境线地区，从元朗落马洲至沙头角一带都驻扎了大量英军。我驻军7085部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的一个团)也做了相应的作战准备工作。当时我任7085部队团部作战参谋，亲身经历了整个事态的发展变化。上级指示要抽调一部分“三支两军”(支援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事管制简称军管，军事训练简称军训)的军官归队，我就是被抽调归队的人之一。
我回到团部后，立即部署各营、连集结前沿。由于我所在的边防部队——7085守备团长期驻守在边境第一线，边境地区的作战地形环境较为熟悉。同时，部队官兵也对英军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全团都作好了随时随地作战准备。除增加岗哨和巡逻以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战斗打响后，团部军官的家属小孩撤出深圳，到广东省北部的连平、和平等山区隐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