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永言回忆说。“江向他道歉了好几次。1962年给‘右派’摘帽的时候，江特别关照了他，葛是第一批被摘帽的。”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以后，江努力保护属下的其他职工。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轻率地发表了批评意见。
江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随后又真诚地与他谈心。这位后来移居美国的技术人员回忆说：“我都准备好去死了。我害怕极了，当朋友告诉我，我被定成‘右派分子’，江要找我谈话时，我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等着见他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真是吓得浑身发抖。”
但在批评了这位年轻人之后，江只是要求他承认错误并努力工作。要换在任何别的处里，他早就被清洗了。他说：“江的忠告不仅帮助我熬过了‘反右运动’，还帮助我度过了更具灾难性的‘文革’。江的忠告也许救了我的命。”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并不满足，又推动了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对于年轻的江泽民来说，他亲身体验了滥用权力的危害。这也教育他要具有政治敏锐性。
“他终于没有抓到足够数量的‘右派’，”沈永言评价说，“他在对‘右派’的批判会议———所谓‘批斗会’——上不大积极。他发言的调子总是太慎重、太平静。他明显缺乏热情，因此我对他可能面临的处境深感担忧。不过，江泽民幸存下来了。他的政治直觉肯定特别好。”
后来在2000年，在与一汽的老同事会面时，江记起了一个人，此人特别勇于保护他人。“雷文(音译)同志是个正直的老党员，”江说，“在政治运动(‘反右’与‘文革’)期间，他有勇气区别是非，保护了许多好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