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之所以如此积极地展现其对日本的强势和权力实在是因为这种机会千载难逢。美国率领联军占领日本，澳大利亚不过是它的小跟班而已，在大多数有关军事占领日本的历史记载里都没有提及澳大利亚。
人们对澳大利亚曾是殖民地的历史还记忆犹新，而日本人直到最近才丧失了自己的庞大帝国。澳大利亚人在日本人手上遭受的屈辱，以及长期以来有关日本种族、政治例外论的看法都使得澳日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澳大利亚军方领导人对本国“威望”的自信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过他们还是坚持主张对日本人的统治权力。因此他们在占领期间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各种趾高气扬的姿态。
英联邦占领军的部署证明澳大利亚人仍在用帝国主义的眼光打量亚洲。然而人与人的实际接触远比这复杂。占领军的种种规定无疑是助长了一些帝国主义行为，但是，并非所有澳大利亚人都遵从这些规定。
与亚洲的接触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多数刚到日本的澳大利亚人都对日本这个二战中的敌人深恶痛绝，但是与日本人一起生活的经历使他们的态度逐渐软化。许多澳大利亚人在目睹了战后日本困苦的生活后开始同情当地人。占领军翻译克里夫顿的《落花时节》一书不仅揭露了他的同胞在日本的傲慢行为，也反映出他与日本人的友好关系。
其他一些士兵也加入了克里夫顿的行列，公然反抗占领军颁布的“不得与日本人为友”的规定。澳大利亚人与日本人关系日益亲近的一个例证是众多士兵向移民局提交请愿书，要求修改《移民限制法案》，允许他们的日籍妻子和女友进入澳大利亚。这一要求最终在1958年得到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