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生活对于英联邦占领军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在国内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雇得起佣人。许多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家政人员。《英联邦占领军规定》建议他们做到“举止得体、冷淡有礼”。
多数人由于没有与佣人打交道的经历，于是纷纷效仿起了曾经的殖民者。他们像那些遍布亚洲的欧洲老牌殖民者一样，不管佣人年纪大小一律称呼他们为“女孩儿”或者“男孩儿”。连随军儿童也对他们的日本保姆颐指气使。克里斯汀·德·马托斯认为，这种称呼是殖民主义行为模式的典型代表，目的是为了“创造并强化西方殖民者在亚洲的特权地位”。
军方高层也鼓励这种殖民主义行为。当时占领军的指挥官是澳大利亚人约翰·诺思科特、贺瑞斯·鲁滨逊和威廉·布里奇福德。他们认为特权和奢华享受是军事占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方不仅要求佣人的服务，还征用了14家豪华酒店供部队和随军家属舒适地疗养和度假。其中最著名的一家是川奈酒店，士兵和家属在这里整日打高尔夫、喝皮姆酒（Pimm’s），充分享受着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权。这种情况使得许多人抱着殖民者的心态在占领区生活，并且认定西方人在亚洲就应该享受特权生活。
跟喝皮姆酒这种看似无害的举动相比，澳大利亚士兵试图在占领区创造殖民文化的做法则要严重得多。英联邦占领军高层不希望士兵与日本人“结交往来”，明令禁止他们进入当地餐馆、酒吧、电影院、剧院、公共澡堂和平民家中。禁令之所以如此严苛，部分原因是为了安抚国内民众在得知日本人虐待澳洲战俘后产生的强烈反日情绪。
有些媒体以占领军中性病感染率急剧上升为证据暗示占领军士兵与他们仇视的日本人保持着亲密关系。《悉尼先驱晨报》1946年的一篇报道就谴责了与日本人为友的行为，认为这么做“有损军队威望”，并且声称澳大利亚士兵“能够也必须被日本人尊重”而不是与日本人为友。
公众对英联邦占领军的支持也开始动摇了。一直致力于在国内舆论界维护占领军声誉的弗兰克·克卢恩则坚称，占领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人为友，反而认为“是时候该好好管教管教日本人了”，还引用了一名中士说的“决不跟这些混账东西为友”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