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部队以更具侵略性的方式让日本人感受到了澳大利亚在日本的权威。比如军事占领区的社会秩序原本由日本警方负责，但是英联邦占领军却越俎代庖地担负起了部分警察职责。
卡洛琳·卡特认为占领军的警察职责主要是向当地民众展现澳大利亚的军事实力而不是真的要承担什么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占领军命令士兵必须要求日本人向他们鞠躬，并称呼他们为“长官”。日本行人在路上必须给占领军的车辆让路。
从一长串的事故和投诉不难看出，许多士兵确实是依照命令坚持主张了他们在日本的优先通行权。更有甚者，占领军为了阻止卖淫和性病传播，竟然当街随意抓捕妇女并强迫她们接受身体检查。
澳大利亚士兵们冷酷无情、高傲蛮横的行为令当时占领军的一名翻译艾伦·S.克里夫顿感到非常吃惊。1950年回国后，他在一本日本占领回忆录《落花时节》里批评了英联邦占领军的帝国主义行径。
不过，克里夫顿不知道的是，澳大利亚军队的傲慢态度其实已经在军队内部引起了担忧，有人担心“对日本民众的傲慢态度不但没有提升反倒有损澳大利亚的声望”。
这种殖民意义也延伸到了士兵们的私人生活领域里。澳大利亚士兵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有家属陪同的情况下执行海外任务。军队为家属的到来在占领区内建起了一幢幢独栋平房，当家属到达时，近500名妇女和600多名儿童住在这里，让人不禁以为这里是永久定居点而不是军事占领区的暂住地。
弗兰克·克卢恩把这一定居点与英国统治印度全盛时期的英国卫戍部队相比较，从帝国拥护者的立场对此大加赞赏。令人诧异的是，澳大利亚士兵在日本的生活水平远远高出他们在国内所能实现的。所有军官和许多士兵家中都有日本“女仆”或“男仆”负责做饭、清洁和家务。有孩子的军官和士兵家中通常都有一个以上的佣人，甚至连单身汉都有家政人员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