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西方这一系列的决策重大失误，确实与它的决策机制有关。西方的政治人物选举产生之后，总统或总理便具有庞大的权力，一人就能决定所有重大事件。政府其他人员虽然可以建议和提供咨询，但更多的时候不过是扮演执行者的角色。所以法国各界都认为他们选的不过是有一个任期的帝王罢了。这就是为什么小布什自己就可以发动两场战争，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也是为什么默克尔可以独自短时间内决定对国家有重大影响的难民接纳政策。这同样也是为什么萨科奇和奥朗德可以迅速决定军事干预利比亚和单方面对伊斯兰国开战。这和中国集体决策的常委体制相比，其决策风险很高，决策合理水平很低。
事实上，不仅决策机制，它的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也同样丧失应有的作用。西方屡屡发生重大失误，但却没有一人承担相关责任。而且由于有任期限制，即使要改也只能等四年或八年之后的政党轮替。在当代社会，持续如此之长的错误导致的后果是极为惊人的。据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两场反恐战争耗资四万到六万亿美元，等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时，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应对能力。以这次欧洲应对难民危机为例，其造成的后果：种族结构更加失衡、恐怖袭击更加难以防范、民粹主义席卷欧洲、英国退欧，恐怕都不是金钱能够计算的了。而直到现在，这种错误仍然无法改正，大量的难民仍然继续涌向欧洲，欧洲也不得不继续接纳。
最后还有需要说的是，西方制度模式弊病百出，运作日益艰难，还和西方民主制度赖依存在的基础中产阶级日益消亡有关。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处于绝对少数，低于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和。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是如此。根据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研究所的报告称，1992年到2013年，德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从56%下降到了48%。同时，贫困人口从30%增长到35%，而高收入阶层也从14%增长到17%。一旦中产阶级成为少数，西方这样的社会将很难产生多数共识，政治走向极化，民粹力量抬头号，社会的稳定器不复存在。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何以西方的政治越来越极端化，民粹化。缺乏正如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当年马克思的政治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那么当中产阶级消亡之时，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难以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