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当难民危机发生时，西方应该立即想办法恢复叙利亚的和平和利比亚的秩序。并在当地迅速建立起难民营。这既可以更有力的打击恐怖分子、防止恐怖分子渗透到欧洲，也可以减少难民长途跋涉的艰辛，其直接成本也远远比现在的处理方式低很多，更不会发生英国退欧这样巨大的变局。但要做到这一点，西方需要改变敌视叙利亚政府的立场，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但这就和西方奉行的价值观冲突起来，是政治不正确。因为在他们眼里，叙利亚和俄罗斯都是罪行累累的独裁者，怎么可能和他们合作呢？
再比如面对直接决定西方未来的种族结构变化（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据，1950年欧洲和北美占世界总人口的28%，而到2050年，将下降至12%，且平均年龄为五十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西方同样是有很多牌可以用：强制同化、减少家庭儿童福利、实行计划生育——白人家庭早已自动计划生育，无子化和少子化现象非常普遍，而其他族裔出生率极高，且政府提供的儿童福利就能让他们维持基本生活，根本不需要再和这个社会打交道，成为自我封闭的社区。但这些措施又统统和它们的价值观如信仰自由、平等、人权等冲突起来，无法实行。
西方受价值观政治正确的影响到了什么荒谬的程度，可由如下一件事窥一斑：2016年24岁的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被三位难民性侵，她报警时先是向警察说谎话，称是三位说德语的人抢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后，她还在脸书发表一封给难民的公开信，声称“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分子把你们视作问题”。
被强奸者向强奸者道歉，并视此为人道情怀，恐怕也只有在西方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下发生的咄咄怪事。由于格伦是政治人物，由此可以想见西方政坛已经把价值观推到何种离谱的地步。
由于今天的西方凡事都要问是否符合抽象的价值观，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其制订的政策别说解决问题，往往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