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不佳、仅有4%支持率、前所未有放弃连任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年胜选是因为60%的工人和青年投了他的票。也就是说法国受教育水平最低和最缺乏社会经验的两个群体，决定了这次选举结果。
2016年被西方视为民粹主义代表和反体制的特朗普，就是在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支持下赢得选举的。
其次，西方制度模式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选举程序。于是候选人都把精力放到选举而不是治国。竞选是如此，当选后要连任也同样是如此。其执政的着眼点都是短期和急功尽力。
2011年法国积极卷入利比亚内乱，就和萨科奇希望以对外战争的胜利争取连任有关。奥朗德执政期间多次对外动用武力，包括主动向伊斯兰国开战也都和拉抬自己的支持密不可分。但后果却由整个国家承担。
刚刚结束的法国大选中，尽管长期以来法国经济缺乏竞争力，一直处于困境中，但执政党社会党的候选人阿蒙仍然提出这样的竞选纲领：许诺通过向使用机器人的公司征收机器人税，向每位成人公民发放每月750欧元的生活津贴。这一政策乍一看关照到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但收取机器人税将会把法国的先进制造业赶到周边国家，将更加削弱法国竞争力和国力，所有法国人都将为此买单。
由于政治人物热衷于追求短期效应，置国家长远利益而不顾，这就可以解释一个现象，何以现在发达的西式民主国家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甚至是零增长或者长期负增长？何以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债务累累？
西方常用的说辞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基数增大，各产业饱和发展，增长必然缓慢。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活力被遏制。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收集了近100个国家在1960年至1990年的数据并加以分析，它的结论是：“当人们的政治权力水平较低时，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实现了适度的民主制后，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过于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尼尔.弗格森《金钱关系》331页）。因为拥有选票的民众只乐意于分配财富，而反对增加劳动时间、提高税收、减少福利。所以欧盟人口仅占世界的9%，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25%，但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美国只占世界人口5%，却消耗掉占全球25%的自然资源，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然而，一个无法实现增长和持续的社会其命运将如何，这不难得出结论。
西方选举中的政治人物，往往只在意眼前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