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取代教学大纲的语文课程标准过于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同时又把语文教育的人文性片面地理解为人性，却丧失了新中国语文教材区别旧社会的人民性价值观，犯了去意识形态的重大错误。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这是中国对两千多年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重大颠覆，人民性就此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诚然，自大跃进开始，语文教育政治挂帅越走越远，过犹不及，本应润物细无声的价值观教育变得生硬不堪。
因此，1978年后教材开始削减政治内涵课文，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增加，而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据有关研究者统计，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课本中仅党史、革命史等相关内容所占的比例就达到34%，而这一比例在10年后则减为8.5%。这又走入了另一种极端，那就是过度地去意识形态、去革命化，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空心化，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思潮影响青年学生热衷于搞学潮运动，终于酿成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动乱悲剧。1990年，国家再次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
国家有关方面于1991年颁布的《中小学语文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进一步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提出要对小学生、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应该说，这一版大纲的价值观教育与工具性教育平衡得最好。然而进入新世纪，2000年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版改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了语文学科“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的功能，与1992年版大纲相比，突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属性，而弱化了价值观教育属性。而2001年7月发布计划要取代教学大纲的《语文课程标准》更进一步，改为宣称“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这种完全西化、不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表述已经为语文教材修订出现导向问题埋下了伏笔。2014~2015版课程标准更是把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标准的思想二字都抠去了。这种把语文教育定义为纯工具学科的课程标准，怎么会不指引各出版社教材出现各种导向错误？
最后，各出版社掌握教材修订权的关键岗位上遍布立场不正人员。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和前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室副主任温立三便是代表人物。王旭明，回族，在微博公开宣称：“阿拉伯语，俺民族之最崇高神圣的问候。赛俩目”王旭明从副局级教育部发言人升任正局级语文出版社社长后，大肆抨击现行语文教育是“品德课”、“社会课”的假语文，提倡真语文是“听说读写、字词句段、语修逻文。”简而言之，就是要把语文课变成修辞工具课，彻底地消灭语文教育的价值观教育属性。此后，便毫无合理解释地撤掉《谁是最可爱的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和《南京大屠杀》等经典课文，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王旭明是被安排冲锋陷阵的“改革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