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找到曾与我三舅石三槐一同被捕的张生儿。问：1947年1月8日，你和石三槐、石六儿、石五则一同被敌人抓到大象村，敌人是如何审你们的，到底谁叛变了？张生儿在我一再地追问和开导下，犹豫了很长时间后，方垂下头说出了所经历的一些情况：“1947年1月8日，我和石三槐等人被抓到大象村后，先审的石三槐、石六儿，他们都挨了打。接下来，叫走了石五则，石五则还没回来，就把我也叫去。敌人也没怎么审我，就逼我跟他们到云周西村参与抓捕、杀害刘胡兰等人，我始终吓得不敢吭声。站在一旁的石五则对敌人说：‘张生儿没问题，我两个肯定好好配合。’我还是没有吭声，是石五则把我拽回了监舍。1947年1月12日，敌人把我们带回云周西村，我虽没有直接参与抓捕、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但为了保命，手里被迫接过了敌人给的棍子，吓得浑身发抖，挪不了步。正因为心里有愧，所以刘胡兰被害后，我就窝在家里甚也不敢说。石五则在村里胡说石三槐出卖了刘胡兰，我也不敢出来揭发。”
我又到大象村找到石六儿（七烈士之一）的妹妹石玉贞（从云周西村嫁到大象村）。问：你六哥在大象村关了三四天，你见过你六哥没有？你六哥给你说过什么？答：一开始敌人不让见，到临死的那天（1947年1月12日） 早上，才让给送些饭并见一面。饭是从窗户上递进去的，六哥看见我，只来得及说了句：“我和三爷（石三槐） 甚也没说，五爷（石五则） 甚也说了。”敌人就把我推走了。
回湖南后，我将收集到的情况及心中的几个疑点，综合起来分析研究，得出结论：石五则就是出卖刘胡兰的真正叛徒。然后，在年轻同事的帮助下，写了8 份申诉材料，分别寄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共青团中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榆次地委（当时文水县属榆次地区管辖）、中共文水县委、中共云周西乡党委，给我二哥陈德照也寄了一份，自己留存一份。
材料寄出去后，过了好长时间，收到中共榆次地委的回信：“所反映情况很有价值，将严肃对待”。我继续写信反映、催促。到1958年后半年，才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过问下，成立了破案组进行调查。
1958年12月19日，文水公安局将调查结果报送汾阳县政法办公室（当时文水县、交城县、汾阳县合并为汾阳县）。12月30日，公安局又报送一份补充材料。但汾阳县政法办公室搁置未及时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