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面让大汉奸周佛海也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的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抗战期间中国出汉奸很多，为什么？
汪精卫
一是弥漫于统治阶层的失败主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当时，像汪精卫这样无心抗日、谋求妥协者大有人在。
二是弥漫于社会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别人面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就说过：“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别人一切都好的心态，当时十分普遍。
周佛海
三是自由主义思想侵蚀，只知个人，不知民族。例如周作人，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名，周作人不签。“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
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未料想他不但接过汪伪政权北大图书馆长聘书，后来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说过：“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衬和帮凶么？就可以不要民族气节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