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回应的经过与未能实际上配合的原因
邓文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何拒绝配合国民党的中条山战役，没有具体的解释与说明，只摘录了毛泽东5月9日和14日两则电报的内容：一是强调我们决不要被国民党的激将法所动；一是强调我们要配合也不要在晋南，而应当放到晋东南和冀南去。其结论是毛泽东用这种办法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这一解读，也不准确。
如前所述，中共在军事上与国民党冲突摩擦的问题，由来已久，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中共对苏日条约的态度，并无多少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的争论，我们理当注意到，因为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因此，毛泽东对军事问题最关心。而他处理军事问题的根本原则，又恰恰是邓文提出的那个“全部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即“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的原则。换言之，这和是不是配合国民党作战也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像毛泽东当年不主张太快出动军队上前线，反对打阵地战、运动战、正面战，甚至不主张集中作战等，表面上他强调的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国民党要提高阶级警惕性，实际上，却是因为他注意到当时党领导下的三四万部队是中共革命最后的本钱。在他看来，如果贸然将这几万部队送到抗日的战场上，轻易地在与优势的日本军队的作战中损失掉，无论如何都是不利于“革命的基本利益”的。
事实后来也证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1937年9月25日新编成的中共林彪的部队，即八路军一一五师，以4000余人的兵力，在山西平型关口前受命伏击日军的辎重队和汽车队，一战就损失了1/10，且伤亡中相当一部分还是长征过来的团、营、连、排干部。《林聂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和伤亡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如果继续照此打下去，而且要和日军正规部队展开正面作战，其后果可想而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军事领导人都因此认识到了毛泽东这一军事思想的意义。包括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前总的领导人，平型关战役后也还是相信，即使对机械化程度和火力超强的日本第五（板垣）师团，如果在山地，还是有打胜仗的条件的。《朱彭任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我之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2月。
直到1940年秋冬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思想才彻底地转变了过来。
“百团大战”的起因是因为日军对中共根据地加强了进攻，使华北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开始恶化。彭德怀力主要给日军以还击，结果是，两个月破袭战打下来，仅一二九师就损失上万人，多数参战部队损失都在半数以上。而且，日军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行动，根据地变得更小、更困难了。而且，不服输的彭德怀在野战中也亲历了消灭日军正规部队的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