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中午阿诺德等人抵达深圳，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将他们带到罗湖桥头，转交给等候在那里的美国空军中校联络官。
中国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举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其中曾参与斡旋的印度、缅甸等国政府，都对中国政府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7月底王炳南抵达日内瓦。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举行。无论是中方代表王炳南，还是美国代表约翰逊，都没有想到这一谈就是9年，没达成任何协议。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同样的结论：无论你以怎样的理由，只要你成为人民的背叛者，你就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把镜头摇到1948年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连连叛变后的严峻形势下的残酷斗争——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出卖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XLW
胡有猷
刘国定，是中共川东临委的“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等人被捕。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刘国定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