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呈上去了，因为是黄火青具名，军委主要领导作了批示：请军委纪委调查了解情况后处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调查清楚？有多少程序、过场要走？需要多少时间？谁也说不清。在北京是等不起的。丁盛夫妇只好又回广州等候消息。
等到1999年1月，丁盛在北京的那位热心的老友终于来信了。跟5个月前的情况相反，这是一封让丁盛泄气的信。这位老友的信一开头便写道：“两次请你们来京，事情都没办成，我实在感到歉疚，对不起故人。”事情没有办成，是黄火青让他身边的人通知丁盛这位老友的。据黄火青的身边人说，“黄老自己也感到难受，他（黄火青）说，‘今年办了两个人的事，都没有办成，感到对不起丁盛同志’”。
黄火青原想先争取使丁盛恢复党籍军籍，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案不能翻，生活可以适当改善。”话说到这种地步，黄火青也无可奈何，只能慨叹“谁知结果是这样”！黄火青还得到通知：军委领导人的批示已形成文件，发往广州军区，屆时有关部门会找丁盛落实批示精神。这位老友最后劝慰丁盛夫妇想开一点，“保持身心舒畅，至于历史的功过，任由后人评说，谁又能封住后人之口？！”
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心情怎能舒畅？不过，有人劝慰丁盛：政治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能先改善一下物质生活也好，物质待遇提高了，也有助于消除或减少一些人对丁盛的政治偏见。丁盛认为这意见不无道理。但是，又等了半年，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7月11日，我又帮丁盛分别给黄火青的身边人和丁盛在热河时的另一位战友写信（先前那位老友到美国看望留学的女儿去了），反映了这一情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丁盛还没等来北京的正式答复，便突然病倒了。8月26日，他因高烧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院诊断他患了肺炎。虽然按上面规定他只能住师职干部病房，但是医院方面对这位老司令员还是尽可能给予适当照顾；同时，丁盛的长女丁力是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之一，更使他得到许多慰藉。
丁盛住院后体温一直不退，但他精神很好，头脑清晰。9月初我去探望他时，他表示对治疗很有信心。其实，他对病情的凶险还是有所了解的。他曾对丁力讲，他知道，朱老总就是得他这种病去世的。也许正因为他有了这种不详的预感，他和自己的亲人谈了许多平时他很少讲的往事与人生感悟。他说，如果他不参加革命，不过是一个放牛娃，所以，他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
晚年他虽遭不幸，但是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过去的战友们都关心他，信任他；来到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工休人员都尊敬他，照顾他；自己的子女都很争气，他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他也看到有些过去的熟人，现在见了他不大自在，有的人甚至和他“保持距离”，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他理解人家的心情，要体谅人家；但是，对有人劝他“看淡一点”，他却说：“这话看怎么理解，如果是劝我不要消沉悲观，我赞成，如果是劝我认错认罪，那就是是非不分了，我没有的事，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绝不能承认，不存在看重看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