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如果现在由他出面来推翻他原来的供词，那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是由组织出面，比如中央组织部收到丁司令员的申诉后向他作调查，那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会一五一十地把问题讲清楚。”“这个人很聪明，可惜太聪明了！”“听说他现在正在写回忆录，不知道他会不会提到这件事。”“他虽然已经恢复了公民权，但是仍由市××局×处管着。”最后，这位作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丁司令员的问题，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胡耀邦。可惜他死了！”
我认为这位作家对我这个新交的谈话是坦诚的。我提出，想争取和徐景贤直接谈谈。他把徐景贤女儿的电话告诉了我。我随即给徐女士打电话，说1969年开“九大”时我曾同她父亲打过交道，也可算是旧交，我定于22日离开上海，希望走前能看看她的父亲。第二天，徐女士来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和几个朋友到郊区去了，可能当天不能回来！
事情果如那位作家所料。既然他有顾虑，不肯见我，岂能勉强？罢了！
2004年，徐景贤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他自称此书是“忠实于事实，对历史负责”，却对他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下干的坏事极尽洗刷、粉饰之能事，并多有讹误。如书中讲：“九大”期间，上海代表团仅于三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在住地京西宾馆对陈毅元帅批斗了两次，即听从周恩来的劝告“适可而止”。这是公然撒谎，实则对陈毅的批斗几乎贯穿“九大”的始终。他把时间、地点也弄错了：“九大”是四月一日才开幕的；上海代表团也不住京西宾馆，而是与我所在的广东代表团同住北京饭店。对丁盛问题，他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承认曾与丁盛有过“密谈”。而奇怪的是，在正文中却根本未提此事。这么一件关乎他和丁盛命运的大事，岂能疏忽遗漏？正如那位作家所说，这人“可惜太聪明了”！
总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时断时续的申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结果。在物质待遇方面还是多少有些收获。
1993年8月2日，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向南京军区发出通知，将丁盛的生活补助费每月增加50元；可以享受与当地退休干部相同的生活补贴和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价格补贴；医疗由军队按正师职干部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