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何申诉，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我注意到，丁盛的定案材料只有一条罪状，即由于他讲了60军不听指挥的话，结果导致“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准备叛乱。而此事据说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受审查时交代的。我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如果能让三人中的一人讲出他们当时是如何编造出这个口供的，岂不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对丁盛的指控了吗？由于马天水已经死亡，而王秀珍是个工人，我建议从徐景贤身上突破。丁盛赞同我的意见。
1998年4月14日，我先给上海一位作家写去一信。这位作家以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事件内幕和风云人物秘闻而蜚声文坛，他与徐景贤是老关系，我与他有一面之交。由于不知道徐景贤的通信地址，给徐的信需请他转交，同时也希望他和徐先通一通气，做做徐的思想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周，我又托去上海出差的一位熟人去拜访这位作家，着重就如何给徐景贤写信问题向他求教。这位作家表示愿意帮忙，并就该如何给徐写信提了很好的建议。
5月，丁盛按照作家的提示给徐写去一信，请作家转交。徐景贤等人的“证词”让丁盛毁掉了一生荣誉，饱受磨难，但丁盛在信中却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大度。他先是对徐热情问候，然后讲了他的现况，最后才恳切地提出希望徐景贤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关于丁盛的那段口供或曰“证词”的来历。信中写道：“如前所述，给我定罪的由头是1976年8月8日我同你们三位的会面与交谈，而惟一的证据则是所谓你们三人的‘证词’。
同样，这‘证词’又成为拒不受理我申诉的挡箭牌。我深知你们当时的处境，倘若真有什么‘证词’，也不难想见它是怎样产生的，其责任并不在你们。实际上对我的处理早已内定，有没有你们的‘证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丁盛在同时写给那位作家的信中，除对作家的热心表示感谢外，并提出如认为他给徐的信有何不妥，可以指出，退回重写。然而，信发出后，徐景贤却未回应。
2000年春，我去大连看望我的入党介绍人，曾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程摶九同志。归途我特意在上海停留。5月20日上午，我去拜访那位作家，专谈丁盛问题。他说，收到丁盛写给徐景贤的信后，便经由徐的小女儿将信转交给徐了。作家说：“丁司令（他确实是这样称呼的）的信写得很明白，徐景贤看后也会认真考虑的。”但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不会为丁司令员作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