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加入到第二次论证中的呢？
路风：是因为写了一个关于大飞机的研究报告。那时正是大飞机论证最艰难的时候。焦点并非是理论之争，而是人们各说各话。在《汽车工业报告》中我从多角度论证，技术能力是买不来的，所以我认为“运十”的下马不仅仅是抛弃了一个产品，而是同时摧毁了我们自己搭建的研发平台和研发体系，当然研发能力也就随之丧失。2005年1月，我完成了近七万字的《我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先是在内部发表，想必决策层看到了，以后又流传到社会。应该说，我的报告当时对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的“民机派”提供了理论支持。
至于王大珩院士给国务院领导写信，他讲的是大飞机，但是并没有说是民用机还是军用机，所以才有后面就有军机还是民机的争议。因为第一轮的论证有意见分歧，所以在2006年国务院提出进行大飞机的第二轮论证，这次论证的题目叫“大飞机实施方案的论证”。而且国务院明确表示，第二轮的论证载入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16个重大专项的论证中。
从题目看，前提就是国务院已经决定要上大飞机了，要讨论的只是怎么上的问题。《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由科技部牵头，当时提论证专家名单的时候，国防科工委、发改委、总装反对我参与，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对我讲，既然国务院是让科技部牵头，找哪些人参与论证就是以科技部为主。
《21世纪》：抛开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徐冠华部长对中国科技发展以及重大战略项目的推进起了很大作用，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人。
路风：他的最大贡献是促成自创新方针的提出，另一个是16个重大专项，都跟他有直接关系，最后变成了中央的决策。第二轮专家论证组由19位成员组成，尽管相关部委对名单中的部分论证专家存在争议，但最终获得高层批准。论证组专家包括一二航集团高层、学者、技术专家，以及来自用户方的代表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论证组由身为两院院士的歼8II总设计师顾诵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未、原中国第二航空集团总经理张彦仲担任主任委员。我和高粱作为学者参与其中。由于当时中央的决心已经很明显，所以第二轮论证过程没有太大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