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经济学家回到国内，得到重用之后，推动经济改革，开出的药方无一例外的就是经济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就是美国向中国极力推销的经济改革方案。这些“芝加哥男孩”真是没有辜负美国的培养之恩。以阿根廷为例，阿根廷自1989年阿根廷长期奉行的贸易自由化、经济市场化和国企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就放开了对外资的限制，没有外汇限制，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出入自由。
大量国有资产被出售，金融系统的国有股比例从改革前的1992年的82%下降为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的40%左右，外资在阿根廷银行的股份超过50%，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金融危机。阿根廷的大量资产被外资廉价收购，，民众收入大幅下降，全国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美国不遗余力的通过为其他国家培养学者的方式，对外输出学术规范、思想观点以及话语体系。这些培养计划都是由美国的各种基金会出面，美国的基金会成为美国情报部门的触手，这已经不是秘密。据美国作家马克•佩里《美国中央情报局秘闻》一书：自本世纪以来，美国情报机构在一些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加紧特工组织的发展工作，他们有计划地每年在中国政府机关、经济、文教、宣传部门邀请一些对国家决策有影响力或潜在影响力的人士访美或赴美学习考察。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王绍光：中央情报局和文化冷战)。
回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以美国的福特基金会为主体，也给中国培训了一批经济学家(当然不会全部接受新自由主义观点，但是有大部分人接受就够了)。这批学者后来回国之后，也纷纷走上重要岗位，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成为一时的显学，中国也启动了经济私有化的过程，经济土豪批量制造，贫富差距迅速拉开。但是幸运的是，中国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滞后于美国的期待。
98年中国避过东南亚金融危机，一个原因是中国当时还没有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还有坚固的金融防火墙，把外国投机资本挡在了外面，尽管当时中国的金融也是有很多问题，银行坏账比例很高，但是因为有坚固的金融长城，所以外资资本没有办法偷袭围猎，金融危机就不可能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