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色贪官”的5张“通行证”
在中国传统和主流的道德价值体系里，“生活作风”问题无论对于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来说，都不是件体面的事，但如果“贪官”和“桃色”连在一起，其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简单地考察一下两者能够结成“玫瑰之约”的原因，至少有五大因素我们不能忽略。
从情人本身看，他们“愿意”。给贪官当情人，是“发财升官”的一条“捷径”，因为情色的价值成本和损失成本不可量化，法律没有也无法规定，可塑性太强了，不仅值得挖掘的“潜力”很大，而且承担的法律风险又很小。这样，双方一结合，就都找到了风险小、成本低、收益大的最佳方式，都能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坊间有了“裤头一拉，票子一沓”、“看得开就划得来”等等的民谣。于是，在湖北天门，尽管不少人都知道张二江是个“五毒书记”，可仍然有少数女干部心甘情愿去“送菜上门”，因为在赢得张二江欢心的女干部中，有7人得到了提拔，两人的丈夫得到了升迁，老百姓讥之曰：“一夜春梦，终生受益。”于是，在深圳罗湖，尽管不少人都知道女公安局长安惠君喜欢单独带年轻英俊的男下属“出差”并索取其性贿赂，但仍然有少数男警员渴望带上自己，因为一路上如果“侍候得好”，说不定一回来就会得到提拔，甚至有可能“连升三级”。
从查处贪官的结果看，一般“忽略”。这一点毋庸赘述，无数的惩贪案例已经证实，除非贪官因为乱搞男女关系闹出了人命官司，否则这些“生活细节”问题统统可以装入“生活作风”甚至“个人隐私”这个大筐里，加以掩护甚至保护起来，一般不会列为惩处的依据。且不说调查难取证难这些技术难题一时还解决不了，单从“保护干部”的角度看，有人也会有一种很“人性化”的解释：“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
从职能部门的监管看，基本“装聋”。关于生活作风问题，建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一直是党员干部的“高压线”、“政治生命线”，如果发现哪一位官员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他一生的前程就基本玩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少数官员的观念意识也来了个偏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革开放”，原先那种为人不齿的生活作风腐败问题，渐渐在他们眼中“香”了起来。这样的“干部基础”一厚，作为专事监管官员的纪检监察部门就有了自己的难处，况且他们中的一部人也是这样的“干部”，监管的难度就更大了。
同时，一些纪检监察部门也片面地认为，我们反腐败主要是针对经济问题，只要不贪污受贿，不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生活作风问题那是“小节”，不会影响到“大局”。渐渐地，一些纪检监察部门对官员的桃色新闻就见怪不怪了，就麻痹了，就基本“装聋”了。原海南省临高县城监大队队长邓善红包养6个情妇“全城皆知”，时间长达10年，可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就是这样一个“整个临城人都知道”的“桃色贪官”，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却从来没有“过问”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