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蕊：1939年我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我们与中国银行在一个楼里办公。后来，战争开始了，我的公司停业了，于是我又来到中国银行工作。
20世纪40年代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是中行三大海外机构之一，它不仅负责英国本土的业务，还管辖着整个欧洲与非洲大陆的银行业务。虽然是战争期间，但作为中国政府特许的唯一一家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一直坚持营业。当时中行伦敦分行的雇员既有中国人也有英国人。多利被聘用后，除了担任柜台出纳应付日常业务，她每天还要为上百名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办理汇款。
刘道蕊：遗憾的是，这些海员都是在国民党管理的俱乐部里活动。在那里，他们都被带坏了，沾染上了英国的坏风气、赌牌、嫖娼。他们把挣来的大部分钱都花在那上面了。
多利生长在一个传统的英国产业工人家庭，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看者中国海员把刚刚领道的工资拿去随意挥霍，多利既气愤又同情，那时只要海员们接受她的劝说把工资寄回国内，多利就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减免他们汇款的手续费。
转眼间就到了1944年，善良勤奋的英国姑娘多利在中行伦敦分行已经工作4年了，她的工作业绩赢得了经理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但是在那年的冬天她却闯了大祸。
1944年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都在中行伦敦分行设立了募捐箱，为抗日战争的受害者募捐，而多利发现负责管理中国政府募捐箱的官员经常会盗取捐款。
刘道蕊：我们那时在柜台上放着两只箱子来募集捐款。一个是蒋介石的夫人设立的，一个是红十字会的。我把蒋介石夫人的那只募捐箱放到了柜台底下，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我可以肯定那里的钱都得装进那些官员的腰包。我把红十会的那只募捐箱留在了柜台上面。
多利的举动激怒了募捐官，他以私藏政府募捐箱为由要求银行经理开除多利。虽然经理知道多利是冤枉的，但破于压力也只好同意，在那个时候一位年轻的中国员工勇敢的站了出来，他叫刘本昆，毕业于清华大学，原来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雇员。1943年受总行指派来到伦敦分行工作。在刘本昆的全力帮助下，多利终于被银行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