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伯克的观点，人权与公民社会并不是从抽象的东西中得来，而是从传统中演化而来的。对班农而言，这种传统就是上帝。由人来作为真理与正义裁决者的民族国家最终会发展成为由暴君统治的国家。“遏制政府权力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上帝的教诲”参演《鸭子王朝》的费尔·罗伯特森在班农2016年参与编写、执导并制作的纪录片《火炬手》里说道。这部影片充斥着罗伯特森所说的如果没有宗教基础，社会就会分崩离析的类似的格言警句。
需要注意的是，“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并不要求所有公民都必须信仰基督教。班农也并没有表现出想要废除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毕竟这两条原则也是过去使美国成功的传统。他认为，开国先辈们是以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而来的价值观为基础，来建立这个国家的。
为确保整个国家都接受这些价值观，就必须通过重整民族主义，限制或者暂停涌入美国但不接受这些价值观的人。正是通过美国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与传统至上——班农主义的第三个元素，美国就能够直接击中全球、世俗“建制派”的要害。
民族主义
除了使自己更加富有并使穷人更依赖于他们，全球精英也鼓励移民涌入美国。这拉低了美国的工资水平。移民劳动力提升了全球主义者以及他们亲密伙伴的企业收益，却让本国的中产阶级来教育、供养、关怀这些外国移民。精英主导的美好而多元的社会秩序反而来指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认为这些思想是不包容、偏执的。由于缺乏先辈们的道德“指南针”，这种社会体制在相对主义层面太飘忽不定，以致于在这种体制下，仇恨警察的混混、外国的罪犯以及潜在的恐怖分子的权利得到提倡，凌驾于普通美国人的权利之上。这使得城市变成暴力的温床，危害国家安全。正如一名受访者在班农另一部纪录片《边境战争：一场针对非法移民的战争》中所宣称的，“右翼视（非法移民）为廉价劳动力，而左翼视他们为轻易可以赢得的选票。”
欧盟深陷于几乎为0的经济增长危机与金融动荡，正体现了一种由精英所治理的全球主义体制的灾难性命运。而这些精英并不向选举他们的公民负责。
“人民，特别是特定国家的人民，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有主权，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有民族主义，”班农在梵蒂冈的演讲中说。“他们不相信这种泛欧盟的体制，也不相信美国这种中央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