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宣战权在国会而非总统手中。虽然总统可以调动军队，但其在发动或参加战争时，需经过国会授权。这既可以视为美国国内的政治设计，也可以看做对外交条约义务的“缓冲地带”。美国是否参与对日协防，并非如日本有些人说的那样“斩钉截铁”，而是存在着一个不确定的模糊地带。
事实上，《美日安保条约》之所以要用“施政之领域”这样的字眼，原本就是美方规避军事义务之举。在美日1952年签署旧安保条约时，美国人还比较朴实（或者说还没想明白），将适用范围描述为“（日本）国内”等用语。
但在1960年签署现行安保条约时，美方已经意识到了一个大坑：日本与苏联存在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领土）问题，与韩国存在独岛（日方称竹岛）问题，如果美国在条约中承诺保护日本“领土”，在理论上就存在因为两处岛屿而与苏联和韩国开战的风险。
安倍献媚
正是为了避免掉入日本人挖的坑，现行安保条约才特地使用了“施政权”一词。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于“美日同盟”，美国一方面是要让其对美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又在竭力控制其中的风险。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彻底“免责”
自2010年以来，钓鱼岛问题逐渐升温。在对抗中国日益“力不从心”的窘境下，日方反复要求美方表态，希望美国的介入能够帮助遏制中国。
钓鱼岛战略地位显著
对于日方的要求，美方在不胜其扰之下，也不得不做些什么。终于，2015年，双方搞出了最终解决方案：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美日同盟对于军事分工和战时行动的指导文件。换句话说，战时怎么打，由这份文件说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