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答案并不复杂。
从外因讲，时代变了。在1998年全球自由主义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企业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是韩国大企业急需也是政府百姓急需的；在2008年至今保护主义阴云密布的情况下，国家必须用自己的力量保证这些财团能够活下来，发展好，这种“勾结”其实是韩国民众认同的。
从内因讲，企业建立现代治理结构与官商勾结其实不矛盾。只要能获得垄断利润，哪个企业愿意傻乎乎的自由竞争？大企业占优势的基本现状决定了这些企业在国内资源配置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政客们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财团的意志是无法抵挡的。那有什么能阻止政客们承认不敌的时候顺道寻点租呢？
知识界思考问题的方式习惯于将寻求进步视为政治生活中天经地义之事。但实际上变化即便并未发生，世界仍然运转如常。将韩国目前的局面视为乱糟糟和难以忍受的观点，往往可能有价值观优越感和知识领域的强迫症作祟。
韩国地域主义作祟，但是金大中和卢武铉却分别在家乡以外的道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地域竞争也成为韩国国内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各道之间的产业、政策和治理竞争推动着这个国家状况的改善。韩国大财阀肆虐，但经历了1998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财阀在核心竞争力排名、跨国并购领域的长足进步有目共睹。大财阀不是那种具有道德示范性的60％，但也不是国家的不良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