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舆论自由”的“双重标准”导致社会舆论失控。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舆论自由”，却对“公开性”和“多元化”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利用掌控的组织措施与舆论工具，大力批判“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最为典型的是批判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来信，打压维护苏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舆论。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来信。信中对当时狂热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提出了质疑，批评了重新评价和恶毒攻击斯大林的现象，指出这可能产生背离社会主义的严重后果。
这充分反映出不少党员对当时苏联社会背离马列主义思想路线的深切担忧。利加乔夫等重要领导人认为来信内容“总体阐述是客观的、符合苏联社会实情的”。而戈尔巴乔夫却认为这篇文章“背后是有人在指使”，是反“改革”势力的信条和行动纲领。为此，戈尔巴乔夫撤销了利加乔夫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职务，并趁机削弱、瓦解反对其“改革”路线的“保守派”势力。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全面否定苏维埃历史的人，都被视为“改革的敌人”，遭到无情的贬黝和批评。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大力支持“多元化”的自由言论，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选派倾向于激进改革的新闻工作者去领导最有影响的一些报纸，如《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星火》等。这些新闻工作者得到了最高层改革家的支持，从改进这种制度和纠正其发生变形的立场上对制度的价值观和机制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在安德列耶娃事件之后，在自由派掌控的杂志中，掀起了批判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革命把俄国导向了错误路径的大讨论。
随着“改革”的推进，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论调大量见诸报端，甚至出现：如果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即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以前处于隐蔽状态的反苏共和反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暴露，苏共的舆论阵地愈加失控，对改变苏联社会前进方向发挥了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2)“民主化”“公开性”致使历史虚无主义盛行。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确立“民主化、公开性”基本方针，强调革新社会的最终目的是彰显“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1988年1月之后，戈尔巴乔夫为推进“改革”进一步指出，要进行思维的革命，发挥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革命”作用，开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以“无限度的民主化、公开性”彻底批判斯大林，否定苏共历史。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重新改写苏共党史，审理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冤假错案，毫无保留、毫无节制地揭露苏共“历史的阴暗面”，再度掀起了“重评斯大林”“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浪潮。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这种“一边倒”的思想舆论氛围，导致大是大非的原则被抹杀，富有正义感的党员发表的正确意见被视为“可耻”，直至被“打倒”“追究责任”。这不仅削弱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摧毁了苏联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与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