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戈氏改组苏共中央领导班子，撤换了包括葛罗米柯、利加乔夫在内的5位老资格领导人，任命亲西方的麦德韦杰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19八9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让100名抵制和反对“改革”路线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集体辞职。这样，戈尔巴乔夫上任初期在位的政治局委员全部被清退出政治舞台，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如，新任的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麦德维杰夫等人，不仅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利用掌控的舆论工具，不遗余力地否定苏共和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对助推“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在意识形态领域大量启用亲西方的激进分子。安排具有严重“西化”倾向的雅科夫列夫掌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称为戈尔巴乔夫的“密友”和“军师”。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欢迎“持不同政见者”领袖萨哈罗夫回国，允许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和参与政治活动。
这些人极力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者。在雅科夫列夫的主持下，1986年一1988年间，先后安排一批自由派“新人”出任《消息报》《共产党人》《星卿《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等苏联最有影响力报刊的主编。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旗帜的掩护下，“改革派”基本控制了报刊、出版社、广播电视等媒体，制造广泛的社会舆论，极力抨击“保守派”为维护苏联社会制度所做的最后努力，苏联社会不断失去理智和控制，朝着极端情绪化方向发展。
2、戈氏采取双重标准，放纵反苏亲美势力占领舆论阵地
“民主化”“公开性”最初原本是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而提出的改革手段，目的是挖掘社会制度的潜力，变革完善社会体制。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初主导的经济改革收效甚微，开始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运用领域和力度也发生质的变化。在意识形态多元化方针指引下，新闻舆论宣传失控，揭露历史空白点和批判“官僚专制制度的恶行”的风潮愈演愈烈，历史虚无主义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