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逐渐失去了对苏共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心。正如雷日科夫所说：“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社会上各种思潮杂乱无序、混淆视听，全苏各地出现了退D狂潮，在瓦解苏共思想基础的同时更进一步摧毁了苏共的组织基础。据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苏共退D人数达到420万。按照当时党员1900万计算，退D人数约占22%。在社会基层和企业单位的党组织生活中，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基本丧失了领导国家的能力。
力推“多元化”，反动势力乘虚而入。戈尔巴乔夫不仅纵容反对派鼓吹取消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且，积极推行政治体制多元化。19八9年春，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中，允许和提倡参选人的政治成分多元化，这吸引了各类“群众性”非正式组织候选人参加竞选“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曾因恶性犯罪、杀人坐牢的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那些竞选纲领旨在反苏、反共的空谈家和蛊惑人心者更是数不胜数。”【〔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最终，苏共提出的候选人有20%落选，特别是一些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没有获得选举。相反，没有任何政治限制的“群众性”非正式组织候选人当选为权力机构的代表，尤其是具有很强的倾向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派别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苏共分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席位。实行政治多元化引发社会动荡。苏共二十八大前后，苏联国内迅速发展起6万个反对派组织，出现了20个左右的全国性政党和500多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
各种非正式政治组织层出不穷，纲领五花八门，有的力主推翻苏共，建立西方议会制政体;有的希望恢复沙皇君主体制或恢复斯大林体制;有的主张建立非意识形态社会;有的主张苏联解体。这些非理性化的政治主张加剧了社会思想混乱【肖德普：《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反对派组织频繁地举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游行示威活动，高喊“打倒苏共，“取缔苏维埃国家制度”等口号，严重破坏了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影响了人民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任。
(3)重用亲西方势力助推“西化”倾向蔓延。戈尔巴乔夫为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路线，沿用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模式，以去“专制独裁”之名，鼓吹“抽象的人道主义”，启用许多亲西方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民主”人士，助推其“改革”路线。以支持“改革”作为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戈尔巴乔夫把凡是反对“改革”路线的领导干部定为“保守派”，逐出政治权力中心。苏共二十六大前夕，共有140多名党中央各部委、政治局、政府各部门以及加盟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和州委书记，因不符合支持“改革”的“标准”而被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