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诞生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异化延伸到社会主义社会，并借此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这种错位的“异化”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苏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方向，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为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扫清了理论障碍。第三，以“民主化”、“多元化”、作为改革的关键手段。戈尔巴乔夫声称，为打破苏联当时的 “停滞现象”和“障碍机制”，必须实行具有制度性意义的变革，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毫无保留、毫无限制地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社会的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实行多元化，意识形态也要与之相适应的多元性。废除过去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精神垄断”，实现“社会主义意见多元化”和“舆论多元化”。
实质上，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是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向。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发生本质蜕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宣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改革”的实质就是从集权管理的老体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这标志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己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此，苏联社会动荡，危机四伏，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
(2)实行政治多元化削弱苏共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为了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力推多元化，取消宪法规定的苏共执政地位，实行多党制。各种政治团体不断涌现，引发苏共党内及社会思想严重混乱，马列主义、苏联历史及革命领袖被无情批判，苏共的领导地位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主动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境内一直存在着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官僚主义、民主主义的对立与斗争。这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对此应始终保持警惕。可是，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对自由化的“民主”势力加以监管控制，反而将矛头指向苏共本身，认为党本身在阻碍事业的发展，“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为了党的紧迫任务”。他认为，要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必须采取步骤培植“群众性”的非正式组织，以适时取代苏共的执政党地位，从组织结构上消解苏共的群众基础。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 /5的车间党组织、1 /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19八9年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期间，戈尔巴乔夫以摧毁斯大林的官僚极权体制为由，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体制造各种负面宣传推波助澜，否定苏共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极力低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把国家带进了死胡同”，为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扫清思想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