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可以称为“谨慎派”或者“焦虑派”，这好像是当前美国智库在对华看法上的主导性情绪。许多人坦诚地表达了对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担忧，但并未得出过于极端的结论。美国所有智库和媒体都在激烈地讨论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的意图，他们关注的焦点似乎不在于领土的归属，而是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亚洲，因而主张美国要坚决顶住中国的扩张。在这个气氛之中，有些常年关注中美关系的资深人士也开始担心：是否大国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会重现？
在美国智库和媒体看来，正是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做什么都会引发关注和疑虑。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高科技和军事问题等领域出现的分歧和问题，都容易被放大和政治化。
我再次见到基辛格博士，他在谈话中坚信美中两国合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主张多沟通，真诚合作。对于未来秩序，他认为世界进入一个共同秩序的前景是存在的，但是会很艰难。
围绕这个情况，我与中国学者也交换了意见，大家的观察是，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存在美国对中国深层的失望：
一是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
二是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
三是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美国一些大企业长期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景不再，他们有些不适应甚至抱怨。
正是这种焦虑和矛盾的心态，使美国对中国在气候变化、海上搜救与护航、全球经济治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总是在支持、认可与怀疑、阻碍之间摇摆，对中国成长的正面和建设性效应喜忧参半。例如中国倡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亚投行”以来，美方释放的信号十分混沌。但是形势比人强，这次我在美国听到的各方结论相当一致，都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不积极支持和参与其中。
以上是一些印象和感受与大家分享。确实，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国之间通过协商而不是战争而建立起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和秩序，好像还没有先例。是否美国还是习惯并且希望继续“我主、他辅”的领导世界的方式？近年美国领导人和学界一再强调，必须保持对世界的领导地位。我在想，美国对“领导权”问题的焦虑，是否源于对自身处境和世界变化的不适应？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出现的起伏是否也折射了这个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