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因“文革”中被错定为“现行反革命”的问题而去北京上访，住在总政西直门招待所。住下后，我一边等待解决问题，一边四处打电话，寻找我的老战友迟浩田。“文革”中，由于各种原因我和他失去了联系，我很想见他，想告诉他我还活着。当我终于找到他后，他马上赶到西直门招待所来看我。一见面，我们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泪一个劲儿地往外涌。坐牢、挨整、关疯人院时，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可见到我在战场上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偷偷用手背擦掉眼泪，对迟浩田说：“咱们只谈友谊，不谈政治，我的问题我自己解决。”虽然他当时已是副总参谋长，但我不能给他出难题。
他接我到他的办公室，中午又打电话给夫人姜青萍，说老战友来了，让她过来吃饭。姜青萍接到电话，中午一下班就赶了过来，还在路上顺手买了几个小菜。我们中午就在食堂买了两个菜，加上姜青萍捎来的小菜，共三四个菜，食堂打的饭，三个人围在一起，饭菜虽然十分简单，可我们有说有笑，十分开心。办完事，我准备回南京，迟浩田因为公务在身不能来送我，便让姜青萍送我到火车站。她再三解释迟浩田不能来送我的原因。我说：“我知足了，我没白来北京，我的战友还是以前的战友。
迟浩田将军事迹：不费一枪一弹制服一千多敌人
进军上海前的入城教育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根据全军统一整编的命令，我们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改编为第3野战军第9兵团第27军。我们“济南第一团”由73团改为235团，我仍任第7连政治指导员。
4月20日午夜，我们团参加渡江战役中集团第一梯队，在夏家湖一带突破江防，直取繁昌后，继续向南追歼敌人。
这时，国民党军仓猝分东西两路向上海和杭州方向撤退。我第9兵团和第10兵团在吴兴会师后，将南逃的6万余国民党军包围于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我军各部队同心协力，实施多路向心突击，将被包围的敌人全部歼灭，其余南逃的国民党军退居上海，连同国民党原淞沪警备部队，共有8个军25个师20余万人，企图依靠上海的丰富资财和长期筑成的永备工事继续抵抗。
5月初，我们进至嘉兴城西的乌镇一带，进行准备解放上海的短暂整训。除进行必要的战斗准备外，主要对干部、战士进行政策纪律教育。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
我军入城后执行城市政策和外交纪律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我党我军及未来新中国的声誉。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在作战斗动员时一再强调，解放上海不只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
